那还是西元十七世纪未的事情了，郑逆成功割据海外，不服王化，“我大清”防微杜渐，乃行海禁之策，厉绝间客，东北龙行之地，尤为紧要，立“零报告”制度，于冰炭之时报京，乃成制度，后郑逆克爽服法，并“我真得还想再活五百年”之野望一并解送上京，为圣祖所纳。唯制度俨然，二百年来呈报如常，未曾一年有失！

（不识圣祖深意的）张元奇最终还是废掉了这项已经顺利运转了二百年的制度，然后，不到二十年，“我大清”就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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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读史至此，唯有长叹，“我大清”当年吊民伐罪，天心所戚，其兴也，何其速哉！

遥想当年，令行禁止：立一事，则一事成，定一规，则一规行。非独人事，亦缘天意。以前明重臣易水寒事观之，欲殉明，则湖水盛夏如冰以警，欲留发，则头皮无蚤自痒以醒。又如戒闽人事，圣祖信手立一规则，二百年来无敢更易。

孰意，圣祖遗法竟终为闽人所止，此或正当年圣祖设法深意乎？以圣祖如渊之智，必知二百年后有此狂徒欲变乱诸事而先警之乎？惜乎庙堂诸公竟然不悟，坐视张某乱法。于是祖宗法制兮不存，执行伟力兮不在，天下大势，从此去矣。

孔史氏曰：吾闻圣人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见一孔斑，而知全豹文。今观张元奇擅废法度事，则知“我大清”危矣！惜乎，当是时，竟无有识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