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是老狐狸了，自然知道坐而论道这事儿是挑错容易证道难。今天辩法的题目是天与地，都是玄而又玄的事情。甚至在儒家道家的经典上，关于天地的描述也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圣人自己也只是在探究天地而已。

文天祥此时却插话道：“天地之说，本就各执一词，难以印证。辩法又如何能辩清楚？圣人之学在于仁，在于礼，在于大道，而非一味钻研杂学小道。”

哲学辩论的问题就在于各执一词，谁都不能说服谁，除非能抓住对方的理论缺陷狠命攻击，说出来的道理还必须是对方能够认知的。譬如让印度佛教走向衰弱最后灭亡的两位婆罗门教思想家鸠摩利罗和商羯罗，便是创造出上梵天和下梵天的理论，补齐了婆罗门教的理论缺陷，又将上梵天置于印度佛教的圣界之上，从而力压佛教。在那烂陀寺的辩法中大败佛教徒，使得印度佛教从显宗变成密宗，大量的佛教寺院和僧人改宗。那烂陀寺更只能闭门授课，不敢再和婆罗门教公开对抗，最后佛教信徒日少，以至于无法挺过天方教军阀的打击。

但是这种坐而论道的境界，陈德兴似乎是不具备的。虽然他读过儒家的经典，但是只知大概，并不精深。对于佛道根本就是无知！想要在儒释道的理论上找到缺陷，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而陈德兴的科学神教，同样已经自成体系——科学万能，科学方法，实证主义共同构成了一套有别于儒释道的哲学思想体系。实质归结于一句话：证亿万道而近于神。

对于这套理论，文天祥倒是仔细研究过了。因而一上来就把儒家的道理定位成大道，将天道教的道定位于杂学小道。大道在小道之上，儒家自然在天道教之上。但是这一开口，却也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了。

陈德兴笑了笑，知道文天祥已经在向自己提出挑战了！如果今天不能说清楚大道和小道的关系，那么无论他拿出什么铁证，儒释道三教都能用一句“小道而已”进行压制。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陈德兴先来一句《论语》，而后话锋一转，道，“孔子所言之礼为何物？”

“周礼！”文天祥回答。

这个不能否认，哪怕知道陈德兴要在秦制周礼上说事儿，他也不能把周礼给吃掉了。因为复周礼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儒学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学说，所以儒生的目的不是隐居到山里面修行，而是要出仕做官。而出仕做官的目的，就是要复周礼——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恢复，而是与时俱进的恢复。

而在另一个方面，复周礼的学说又是儒家别于法家的地方。后者也是要出仕做官的，但是法家比较实际，他们就是为君王服务，替君王解决麻烦的。而儒家的思想家却想着要去和君王共天下，去约束君王的权力，以此达到天下的长治久安……

但是儒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寒门子弟中的精英往往是君王最忠实的臣子，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全都系于君王一身，想要靠他们去限制君王权力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科举之士成为官场清流（不是清廉的意思）之后，中国君王的权力不是被限制了，而是变得越来越大！

而儒学本身也逐渐沦为了禁锢思想，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儒学麻痹人民的作用是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科举制度给了寒门子弟鱼跃龙门的机会。

其作用和后世的彩票有点类似，不过中头奖的概率要大些，参与的门槛也要高一点，同样彩头也更大，可以成为高高在上的官！

于是一国才俊的眼球都被科举所吸引，逐步对军事、科技、商业和探索世界失去了兴趣。整个华夏文明，也因此失去了活力。

而儒学的“复周礼”，自然也就成了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儒家的根本，就这样被中国君王和一心求官的官儒搞成了空想。而到了后世某朝再想把儒家捡起来用的时候，干脆连“复周礼”都不要了……这已经接近于笑话了！

陈德兴听到“复周礼”，却冷冷一笑，道：“文山兄，西周可有儒学？”

“没有！”文天祥道，“儒家学说，乃是孔夫子所立，孔夫子是春秋时人。春秋已经是礼崩乐坏的东周了。”

陈德兴道：“既然西周无儒，那儒家的大道——周礼就不是儒学专有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