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两种意见，多尔衮也有些左右为难，他当然是想一举统一天下，但心里也确实觉得没有把握，尽管多尓衮也对江南民风淳弱，对南明朝廷的腐败无能有所了解，但多尔衮心里也十分清楚，满清自身的兵力有限，八旗军满打满算，也不过十余万人马，加上汉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足二十万，而且满族人口稀少，补充兵员也非易事。面对一个地域比自己大数十倍，人口数以亿计的庞然大物，要说一点也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不过促使多尔衮下定决心南征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随多尔衮率军入关的洪承畴，对于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就直言指出：“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故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

应该说洪承畴确实是一语中的，说中了事情的本质，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的税赋收入、达官勋臣的俸禄支出，军民百姓的生活物资供给，对南方漕运的仰赖也越来越大。北方对南方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己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不是仅靠毎年几十万两白银、绸缎之类的岁币就能够解决的。

而且北方经过十几年的农民军**之后，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恢复，如果失去了南方的供应，北方很难支撑下去。因此江南之地，不仅仅是为了统一天下，同时也是满清想在中原立足的必须之举。

因此多尔衮这才下定了收取江南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试探南明朝廷的反应，给督师江北的史可法写了一封信，内容当然是充满了威逼恐吓的意思，看一看南明朝廷是如何应对。但信刚刚送走，立刻就接到了山东叛乱的告急，多尔衮心里自然有些不自在。

不过因为方大猷也沒完全弄清楚，自己对手是什么人，因此在奏折里也写得语焉不详，只能说成是一般性质的地方明朝官员百姓发动叛乱。

正因为如此，多尔衮到也不太在意，在他看来这次山东叛乱本身并不算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一群明朝的地方官员和一些民间百姓组织起来的反抗斗争，这种事情在过去淸军入关奔袭中，也经常发生，但怕只怕这消息传开之后，在清军的占领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那就有些麻烦了。另外如果南明朝廷在对此加以利用，比如出兵配合，或者派出官员巡抚这些地方，也都会对清军的统治十分不利，只为在这些地方扑火，也会拖得清军疲于奔命。因此对这次山东叛乱也不能轻率处理。

但相对于山东叛乱，另一份公文对多尔衮来说，却更令多尔衮烦心一些，这是以当今的大清皇帝福临的名义发给多尔衮的诏书，內容当怨是表彰多尔衮率军入关之后的功绩，将他的功劳比作昔日的姜尚、张良，总之是充满了溢美之辞。

乍一看这份诏书并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就是问慰了多尓衮劳苦功高，而且多尔衮也值得慰问。但多尔衮的什么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一看就明白，这里面是话里有话，明里是问候自己，实际是对自己不放心，由其是把自己比作姜尚、张良，满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大多数人对［三国演义］的故事都十分熟悉，谁都知道，在［三国演义］里，水镜先生司马徽就把诸葛亮比作姜尚、张良，因此诏书实际的意思，就是让多尔衮学诸葛亮，尽心当好一个托孤的忠臣。

现在多尔衮和郎哈济尔并列为摄政王，而又是这一次入关的主帅，可以说现在清朝满汉八旗的所有精锐人马都在多尔衮的掌握之中，而多尓衮本身又有颇有雄材，另外还有两个兄弟多铎和阿济格扶助，现在攻入北京己经两月有余，北京的周边地区也都安定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也该给皇帝一个明确的答复了，如果打算占领明朝的土地，那怕只是北方的土地，也应该把皇帝接到北京来，如果是打算抢掠一番再退回关外去，那么也该有个回复。如果仍然这么对盛京清廷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恐怕就会让人怀疑，多尔衮是否是打算在北京自立为王了。

要说多尔衮对皇位没有野心，当时是不可能，但他心里也清楚，现在还不是在北京立自的时候，虽然满汉八旗的所有精锐人马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但他们的家眷老小却都在关外，一但自己扯旗自立，他们未必会死心塌地的垠随自己，因此不如把福临从盛京接到北京来，一来表示自已没有私心，二来也可以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反正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又怕什么？［三国演义］里曹操、司马懿都是自己学习的好例子。

于是就在第二天，多尔衮招集大臣们商议，最终决议，对这次山东叛乱必须出动精兵强将，尽快平定下去，同时对叛乱的明军或是百姓，一率斩尽杀绝，以严厉手段警示其他地区。另外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浩会为使，返回盛京，去迎请皇帝大臣人众一起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