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朱敬伦也只是意外了一下，他并不担心这种事，因为古往今来所有的政坛，肯定会存在派系，不管你多么严格的限制，也不过是将明面上的关系，逼到暗中去了而已，有派系很正常，有派系斗争更正常不过，不需要为此大惊小怪，只要他能把住一个度，那就是他建立的制度良好的制约着所有的权力，让权力不至于失控，就像现在这样，虽然他们玩弄了政治手段，但他们依然得在正常的范围内来运用权谋，而不会直接把刀子互相攻伐。

说到底还是侯进犯错了，被人抓住了把柄。

但朱敬伦觉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于是他派谢琦暗中去调查，果然有一些古怪。

事实上，并不是侯进一开始就逼索的，最开始的时候，是大洪军这样的农民军中的一些军官担心自己的安危，他们是农民军，总有一种自己做过反贼的隐忧，而侯进向来比较高调，自诩朱敬伦的兄弟，他们就想巴结侯进，一个营的官兵集体凑份子在侯进过生日的时候送来了大礼。

其他部队有样学样，今天有人送，明天有人送，有理由也送，没理由也送，侯进手下有一个师爷，说这样太麻烦，跟大家商量好，每个月该送多少，将这种送礼固定下来。这种制度性的腐敗很像70年代的香港，大家都是有系统有组织的收取好处。

之后就发展成了每月，侯进的手下按月去收取好处，具体操作人就是侯进的师爷。

由于不识字，侯进是离不开师爷的，谁能想到这个师爷将他推到了死地。

经过调查，黑狗那边确实没发生这种情况，首先黑狗带领的部队，主要是五坑军，以及在潮州招募的潮州军也归他调遣，五坑军的客家人和潮州军的潮州人，都是相当排外和刁横的族群，黑狗的手因此还伸不进去。

但是这些军队中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其中都出现了一些同乡会之类的小组织，这些小组织也类似侯进那样，按比例收取每个士兵的军饷，将这些军饷用作某些慈善活动，比如给家乡捐献一座桥，还有军中士兵病倒了，家里出事了，都用这些钱应急，应该说算是一种保险基金一般的东西。

还好发现的早，要是让这种现象持续下去，过不了几年，朱敬伦的军队大概也要跟清军一样没什么战斗了。

“传我的命令，把侯进收监，让军法官审理。”

朱敬伦叹了口气。

同时明白自己的军队中制度还有漏洞，不是这些制度不够好，而是中国人太善于钻空子了，那些做惯了幕僚的师爷群体，更是这种钻空子的好手。

“侯进的师爷、亲兵等一律收监，等候审理。”

朱敬伦补充了一句，具体问题有军法官按照军法处理，他向来不会干涉法律。

接着朱敬伦开始跟谢琦等参谋部军官商量完善军队监察制度的问题。

原本的监管体系原封不动，该审查审查，该审计审计，朱敬伦将组建一只规模不大，但是独立运作，向他直接负责的宪兵部队。

宪兵部队的第一任长官，朱敬伦选择了参谋总部中的黄焕清，黄焕清是一个秀才，上进心很强，但是做人不够圆滑，总喜欢表现自己，这种性格在中国人群体中一般不会吃得开，很容易被人排挤和孤立，他就处在这样一种境地。

但这种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办事比较死板，上进心又让他们敢于得罪人，为了自己的前途不在乎踩在别人身上。

授命黄焕清组建一只100人规模的宪兵部队，所有成员都需要识字，因此直接是从各地县学中的学生中招募的，现在读书人当兵的意愿比之前高多了，只要是拥护朱敬伦的读书人，一般都不会拒绝到军中任职，因为朱敬伦在进行一个造反事业，造反事业早期，肯定是军功至上，做武官更容易出人头地。

在不怕得罪人的风格下，黄焕清还真的发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给军官送礼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不敢说每一个士兵都要给军官送礼，但至少有两三成要送礼，偶尔送过礼的更是超过八成，从没送过礼的，就只有一成。

可怕的是，出现这么普遍的送礼情况，却没人觉得有错，不管是送礼的士兵还是收礼的军官，都不觉得有什么错，因为送礼是一种文化，早就深入人心了。

问题是，侯进可不就是从收礼转变为最后上门索礼的吗，对普通士兵来说，拿出每个月的三分之一军饷，这是很沉重的负担。

而其他军队中出现的送礼情况，尽管没有演化成侯进这种制度化，可依然十分沉重，许多士兵依然是将军饷的三分之一都要变成给军官的四季礼物。

事情如此严重，却没人当成问题，这是最可怕的问题，到了不能不整改的地步。

“军中严禁收送礼，违者以纳贿论处！”

朱敬伦不得不颁布下严厉军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