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想撤出軍队，缓和跟乡村社会的对立，但眼下这种情况，他一旦撤出，恐怕学堂中不但剩下那一多半学生会因为强大的乡绅压力而流失，甚至学堂都有可能被拆除，现在乡绅们已经普遍认为这些学堂是官府干涉他们的借口，拆了这些学堂，官府也就没有再派兵到他们村子的理由了。

因此驻兵的事情，朱敬伦其实也很为难，所以他才给官府施压，让他们尽快完成教育改革，将该派下去的教师都派下去，完善乡村教育机构，等平稳之后，他才敢撤出軍队。

现在罗天池请罪，只说警察的问题，却不说軍队的问题，因为他还不敢指责朱敬伦。

朱敬伦却摆摆手：“軍队的问题可能更大。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的。警察那边你也得多费心，我看你恐怕也有难处。不用顾及赫德。”

赫德是门下省侍中地位上跟陈芝廷平级，而大明的警察部门基本上都是从海关的水警发展出来的，因此是当年赫德打下的根底，现在赫德又在门下省中成立了监察部门，归谏议大夫主管。

这样赫德对警察系统还是有监督之权，谁能想到一向给人一种不牵扯人情的洋人，竟然也沾染了人情这种风气，赫德竟然有意无意的对警察系统颇多留情，很少动警察部门，结果导致警察系统中弊政不少。

这种事朱敬伦不打算用赫德这个洋人，所以希望刑部能够自纠。

至于軍队，军中是有自己一套监察系统的，称为宪兵司，直接向朱敬伦负责，看来这个部门目前的监察力度还不够，他得考虑一下给他们施压了。

遇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遇到问题，捂盖子，而不是借机解决问题，改善制度。

改进制度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朱敬伦向来是暴露问题立刻着手从制度上改进，因此他并不把軍队和警政中的弊政看的多么严重，眼下解决乡村自治问题才是关键。

立足依法办理这个原则，跟陈芝廷他们商量了一番，很快就定下了规则。

这些人执政到现在，即便过去不是强硬的人，现在也不缺执行力了，他们很清楚这种事情无法拖延，否则也不会马上来求见朱敬伦，这种事越早处理，越快处理越好，拖延下去才会蔓延。

他们回去后，第一时间先私下接触各地乡绅，告诉他们这件事的严重性，试图说服他们自首。很快绝大多数乡绅就妥协了，他们本就是出于一股义气，事后就已经后悔不已。他们根本就没有造反的勇气和动机。

对那少部分负隅顽抗的，軍队立刻就出动了，乡勇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正规军的打击之下，很快就土崩瓦解，不到一周时间，三县的包围学堂事件平息下去，最终有十一个士兵和三十多个警察因此而死，而在镇压的过程中，乡勇则死了一百多人。

接下来是正规的审判，大多数负责的乡绅认罪，不打算上诉。也有一些乡绅抱着一种殉道的态度，在法庭上就叫嚷不止，大骂官府大逆不道云云，甚至都有骂皇帝的。他们的表现还赢得了一些看客的叫好声，颇有将他们当作英雄的。

只是这些英雄最后基本上就被判了绞刑，这些主要都是为首者。从犯则大多被判了流放，包括那些公局的局董和大批的乡勇。

公开透明的判决过程中，教育改革和公局改革继续进行。

果然改革是需要用血来祭奠的，强硬的打击了这些以暴力对抗的反对派之后，各项制度顺利的推行了下去。

在乡村教师、官府以及一些已经改变了观念的乡绅的努力下，学生们陆续返回学堂，到这年年底，总算恢复到了曾国藩时期的水平，入学率再次达到了八成，基本上能够方便上学的学生基本上都进入了学堂。那些上不了学的，往往都在一些偏远山区。日后想要继续提高升学率，恐怕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公局的改革方案也出台了，公局依然存在，依然是乡绅们管理。但是归县衙管辖，由县衙发给“局戳”作为公局行使权力的凭证。而公局的权力，也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和保护，基本上公局成为了乡村政府，县以下的乡村的警政、政治和建设都归他们管辖，官府不进行干涉。

只是受到这次打击，乡绅阶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敢跟官府对抗，公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变成了官府的一个附属组织。

这是后话了。

1872年完成了两件大改革，应该说是这些年来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年，大大加强官府的权力不说，还终于完成了教育的普及，这在朱敬伦推进教育开始，已经经历了十年时间，他为此付出的经历和耐心，终于收到了回报，尽管最后还是出现了流血情况，但破坏已经局限到了最小的程度，朱敬伦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他心里对此表示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