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麦都思还将自己原来在定海开办的医院搬到魔都来，取名基督教医院，后来更名为仁济医院，直到现代都是著名的三级医院。

总而言之，麦都思对中国学者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和科技，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教案“青浦教案”的三名传教士之一。

麦华陀作为麦都思的儿子，其本身经历也有很多传奇色彩。

麦华陀出生于1823年，1839年来华在澳门学习多种语言，与1840年10月刚刚十七岁的时候成为英国在华商务总监督与全权代表（没错，这才是义律的职务正式名称）义律的秘书之一，在鸦片战争期间先后成为海军少将乔治.伊利亚特和远征军司令璞鼎查的随员。

在签署“南京条约”的时候，麦华陀是璞鼎查带的四名翻译之一，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只有十九岁，可以称得上是少年有成了。

从1843年开始，麦华陀成为魔都领事巴富尔的随员到魔都，参加一系列重要协议的签订。

之后，麦华陀在1854年成为福州领事，1860年开始任魔都代理领事和领事，1865年成为汉口领事，1868年复任魔都领事，1870年起任魔都永久领事（见鬼，这是什么职位），1877年退休回国并获得爵位。

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麦都思是传教士中难得的尊重中国人民，也愿意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先进科学的开明人士，但他对儿子先后在多名英国远征军指挥官手下当随员，似乎也没有任何意见。

上帝的归于上帝，阿提拉的归于阿提拉，即如是也。

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可能值得提一下，麦华陀是试图在中国推广铁路的重要人物，为此不惜采用近乎欺骗的方法，以修建道路的名义购买土地，然后却转而扑上铁轨，修建一条魔都租界到吴淞镇的铁路，并于1876年正式通车。

当然，这条铁路下场并不好，清廷以举国之力加以反对，就是号称开明的洋务名臣沈葆桢也认为洋人此举是对清廷官僚体系的侮辱。

这条铁路自然办不下去，但以英国人的秉性也不会认栽撤离，最后还是在李鸿章的斡旋下，清廷花二十八万五千两的高价买下已经铺好开通的14.5公里长铁路，然后又把铁轨拆下来，跟火车头等部分机器一起，运到大员岛去了。

不过，无论麦华陀日后在官场上的成就如何，中国近代史上的评价如何，1843年的麦华陀只是一名二十岁的年轻人而已。

麦华陀把赵大贵领到巴富尔办公室门外，然后让赵大贵稍等一下，自己先进去通报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赵大贵才被请进屋里，得以面见魔都的第一任领事乔治.巴富尔。

乔治.巴富尔生于1809年，此时正好是三十四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举止之间带着军人特有的果断。

赵大贵对乔治.巴富尔的履历也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的父亲乔治.巴富尔（又是个父子同名）是原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军舰舰长，弟弟是印度的著名外科医生。

乔治.巴富尔本人很早就参加军队了，一直做到炮兵上尉，在鸦片战争期间随原先任印度总督的璞鼎查来到中国，参加过多次战斗，后来作为璞鼎查的随员，参加“南京条约”的签署等多项外交事务，据说其职务之一就是清廷一千多万两战争赔款的接收专员（不知道这是什么职务）。

在条约缔结后，巴富尔被璞鼎查任命为驻魔都英国领事，不久前才到达魔都，推行璞鼎查下达的多项政策。

此时的巴富尔在魔都可以说是处处碰壁，就是租个房子也要受到清廷官府的抵制，好不容易跟民间人士达成租房意愿吧，还被人当做赤佬观赏赚门票钱，出门买东西都要被人故意抬高几倍的高价，总之过得并不顺心。

因此，对于麦华陀报告说有一名会说英国话的中国人到访，巴富尔还是非常关心的。

赵大贵和巴富尔见面行礼，麦华陀在旁做陪同，对今后历史影响深远的见面就此开始了。

赵大贵拿出自己买来的几样糕点和瓜果，作为礼物送给巴富尔领事，对方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还是巴富尔第一次在本地接受来自中国人的礼物，礼轻情意重，还有非凡的政治意义，让巴富尔激动不已，没想到领事馆刚开张，就有表示亲近的中国绅士来访，可惜起来不久，牙都没刷啊。

巴富尔在中国也很长时间了，一看赵大贵，浑身穿着名牌，哦，应该说是价格不菲的丝绸衣服，打扮得体，透露出一身的富贵气，除了脑袋剃成光头，简直无可挑剔了。

这是个身家至少数千英镑的有钱中国人，巴富尔心中一动，便有了判断。

赵大贵坐到领事桌前的椅子上，用英语跟巴富尔闲聊几句，给巴富尔留下相当好的印象。

这时代的清朝会说英语的中国人非常少，偶尔有那么一两位，也都只会些广州英语，也就是只会说几句英语单词，表达最基本的意思，但是否符合语法等，全然不顾。

这种英语，后来又被称作洋泾浜英语，就是后来的所谓中国式英语，也比这种最简单的英语方式高明千万倍。

交谈几句，赵大贵注意到巴富尔桌上的一份英文书籍，不由念了出来：

“‘阿美士德号1832年魔都之行纪事’，哦，领事先生是在研究十年前到访中国的阿美士德号报告的资料吗？”

“是的，我们刚到魔都，对这地方所知不多，正需要参考这些。”巴富尔只是随口回答了一句，突然反应过来，不由得双目圆睁。

“你能看得懂英文文字？”

“那是自然，既然要学语言，那肯定是连文字也都学习的。”赵大贵很自然地回答，然后就明白自己说错话了。

会说语言，肯定也会识字，这在后世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这时代而言，却绝不是这样。

清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中国人向外国人教授中文，属于违法行为，要受到惩罚的；相应的，中国人学外国语言，也有种种限制。

从这一点上来讲，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外国人还好找一些，找一个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字的中国人，就困难很多了。

就是以刚解散的十三洋行而言，会说广州英语的通事还有一些，但这些本该专业的外语“专家”也没有一个会阅读英语文章，遑论说是会写了。

说到通事这个职位，其实是奉海关监督之命充当译员的人员，领有专业的牌照，也是洋商的许多雇员的首领。

约翰.罗伯特.莫里森在1832年的“对华商务指南”中描述过：

“通事是地位次于行商，是被称为通晓外国语言的一帮人...虽然他们当中谁也看不懂也写不出一行普通英语或任何其他外国语文。除了他们所使用的广东英语以外，什么外国话也不会讲，但是他们却是中国政府方面的传译人员...中国政府与外国人之间的翻译问题...由于广东英语这种拙劣的翻译工具的贫乏，通事们即使出于善意，也会把要表达的问题误解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赵大贵凭借现代社会十多年的英语功底，就算一百多年前的英语语法和发音跟现代有很多不同，也能把那些清廷认可的所谓专业翻译甩出几条街的。

而且，很多学英语的人士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中国的英文教育，更偏向于19世纪的近代英式英语，反而跟现代英语或美语差距较大。

也就是说，虽然这时代的英语语法和常用词汇跟一百多年后有很大不同，但赵大贵依然是整个魔都（如果不是整个中国的话）唯一能看懂英文资料的中国人，至少以后正儿八经学起英语，也会比别人快很多。

不过，这时候巴富尔指出这一点，赵大贵心里却是咯噔一响，比别人强一点只是优秀，比别人强太多，就会引人怀疑的，事有反常即为妖吗。

“原来是这样，我倒很好奇，当初赵先生是怎么学习起英语的。”果然，巴富尔貌似赞赏地扔出一句话，但语气中已经多了一丝玩味。

“说起学习英语，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还要感谢一位可敬的神父，是他给我传授了大量的知识。

我老家虽在魔都郊外，但是您也知道我们这里趁着季风，坐船下南洋到淡马锡（新加坡）的人很多。

家父在世的时候，我曾经两次随父亲下南洋，到过淡马锡。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淡马锡结识了一位年老的传教士，这位传教士非常和善，便叫我英语和西方科技知识。

我就是这样学习英语，学会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此后便对英国极为向往。

此次贵国在魔都设立领事馆，开埠做生意，在下才特意过来拜访的...”

赵大贵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关，来之前就准备好了一番说辞，此时侃侃而谈，倒没有什么破绽。

再说，他一口咬定自己在淡马锡跟一位传教士学的英语，英国人就是要查证，也很难去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