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定出的新的统一草案，贯彻的仍是日本军方的意志。

因为关东军第4课的任务，就是亲手创建并掌控‘国通’，所以只按军方的命令行事，根本不采纳外界的任何意见。

也就是说，一旦该方案获准后，全部交给关东军去实施。

然而，要真正实施统一这个方案，阻力非常大，关键问题是.这个方案要获得日本国内联合与电通两大通讯社的承认。

只要其中的一方不予以配合，此统一方案也就无法实施。

虽说仅在满州实行“一国一社制”，但日本国内的联合与电通两社是否赞成？尤其是电通能否理解？当时都存在着很大的悬念。

满州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各个新闻社，均将重点集中到了满州，联合与电通两大通讯社，也都为此逐步扩大了各自的机构及人员。

果不其然，里见甫制订的草案，提交上去后，便产生了由谁来加以归纳、整理及最终定稿的一系列问题。

当时的日本陆军省和外务省，忙于筹建满洲国，都无暇顾及此事。而关东军司令部的第4课更是处于人手不足的紧张状态。

突然有一天，主抓“一国一社制”工作的臼田少佐突然对里见甫说：“你也来参加这项工作吧！”

“臼田君，我一直是记者，让我参加这项工作不好吧。”里见甫推脱着。

“里见君，你虽然是记者，在我们看来，你同国内的两大通讯社之间素无瓜葛，很适合公正地抓这项工作。”臼田少佐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臼田君既然这样说，那我就勉为其难吧。”里见甫心里想，草案既己提交了，还是顺其自然吧。

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满洲“国通通讯社”的创立，竟顺利得意乎寻常，与此同时，里见甫也开始在新闻界中名声鹊起。

不仅如此，日本国内的“联合”与“电通”两大通讯社，也借“国通通讯社”发展之机，展开了积极的合作。

在1935年，“联合”与“电通”两大通讯社，最终合并成了“同盟通讯社”。

从根本上来说，满洲的“国通”只是一个地方通讯社，国际上没人承认“满洲国”，按说“国通”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国际影响。

但是，早在1933年5月“国通”和路透社签订了一个合作协定，一下子让“国通”成了有国际知名度的通讯社。

里见甫创立“国通”之举，更加深了日本军方对他的赏识。

日本军方开始把一些隐蔽的特殊任务交给他处理，例如满州国成立伊始，军方让他搞的哈尔滨大观园的宣抚工作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马占山的便衣队、民党的CC团、朝鲜人的鸦片贩卖者等，都混居在大观园内，使得那里的治安极度恶化，简直变成了反满抗日活动的根据地。

在关东军司令部第4课的指示下，里见甫携同军方，开始对哈尔滨大观园这条娱乐街展开了宣抚工作。

里见甫不仅亲自坐镇“大观园”，而且还充当了整个行动的总指挥。

尽管此次宣抚工作，最终并未取得辉煌成就，但里见甫的指挥才能却受到了军方的高度评价，这也为后来军方重用他奠定了基础。

此外“国通”成立后，里见甫先请大矢信彦担当了该社的首任总编局长，当“国通”走入正轨后，他又把该职位转给了松方三郎。

里见甫本人，转移到了天津，并在天津创办起了华文报纸《庸报》。

其实《庸报》也是受控于关东军第4课，是一份面向中国读者的刊物，其目的是为了对抗上海的《大公报》，里见甫在《庸报》上用的笔名为李呜。

也就是在天津期间，里见甫结识了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