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墙以内，真正形成“民族”大共同体的概念，怕是要到明朝被满清灭亡才开始，只是那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

边墙以外，阿勒坦金国的百姓是一个例外，富裕稳定的生活让他们认为自己和别的游牧人不同，他们虚构出了原始的“民族”概念，就是土默特族，他们发展出了原始的“国家”概念，就是阿勒坦金国。

孙一直接问道：“莫日根大叔，你自己觉得，你们象明朝人多一些，还是象是其它的游牧人多一些？”

莫日根想都不想就回答：“这话要分两头说。”

“大明金国的百姓既放牧又种地，自己打下的粮食自己够吃，同明国贸易从来没有买过粮。别的游牧人同明朝贸易，主要就用马匹换粮食。”

“大明金国的百姓放牧是驻牧，百姓都有固定的家，放牧地方都离家不远。别的游牧人是踏踏实实的游牧，没有固定的住处。”

“大明金国的百姓三成来自明国，四代金汗受了明国皇帝的封，两国几十年不见刀兵和睦往来，金国的百姓自然是象明国百姓多一些。”

老人顿了顿接着说，

“金国的大汗和台吉，自然是象其它家的游牧首领多一些。”

“首领们都信了教，得了尊号，都是佛陀和圣人的转世。他们最初的十几世都是活在天竺，中间的几世托生在土蕃，现今才转世降临到草原。”

孙一点点头。

以前他不了解黄教，如今知道黄教的来龙去脉后，觉得草原贵族产生这样的归属感一点也不奇怪。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左传·成公四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楚，非我族类吗？

大明金国，非我族类吗？

孙一便再也不开口了。

更多的只能大家自己去体会，否则又被骟了。

这章是对上一章的补充，只能零零碎碎地写。

F!

————————

重要的参考资料，与情节极其有关！！！

蒙藏印一体与《蒙古源流》

17世纪在蒙古历史和蒙古史学发展史上都是特殊时期。曾经因达延汗的崛起而重振的蒙古政局再度走向衰落，至17世纪30年代，大汗的直属部落及漠南蒙古诸部都落入清王朝统治之下。汗统断绝，外喀尔喀、卫拉特诸部亦处于被兼并的危境之中。

从17世纪初起，《阿勒坦汗传》、《黄金史纲》、罗桑丹津《黄金史》、《黄史》、《源流》、《阿萨刺黑齐史》等蒙古人自己创作的史书相继问世，形成了自17世纪《元朝秘史》成书以来蒙古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这批蒙古史书集中出现于17世纪，且多产生在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鄂尔多斯、土默特地区。史书中有关明代蒙古的大量记载，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重要史料。书中有关蒙古汗系祖源以及蒙元时期蒙古史的记载，则反映了17世纪鄂尔多斯、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观。

16世纪开始，藏传佛教迅速传入蒙古右翼部落，并进一步传入其他蒙古部落上层。一批新型的文化人——以佛教思想武装头脑，蒙藏兼通、具有一定本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人随之产生。

17世纪三十年代，曾经的大蒙古国轰然消失，这些文化人出于使命感把自己知道的本族历史书写下来，同时他们思想上的变化带来了对历史现象的重新解读。

《源流》等史书，大多是按照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印、藏、蒙一统相承的叙述方式完成的，主要特点是宣传印、藏、蒙一统的思想，将佛教在三地的弘传史与三地的王统史结合起来叙述，反映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启迪与影响。

《源流》以“喇嘛佛教为纲，以各汗之世系为纬”，分为前言、正编、后记三部分。《源流》蒙文版书名即为“印度、土蕃、蒙古诸汗白史之书”。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蒙古喀尔喀部將《源流》抄本进献乾隆，乾隆下旨译成满文，后又译成汉文，作为钦定本收入《四库全书》。

满译本作书名为“印度、土蕃特、蒙古诸汗源流书”），汉译本作《额讷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简称《蒙古源流》或《源流》。

满译本错误很多，导致清代的汉译本也有很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