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北平东站穿过东直门走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早早地爬起来，和小五一起去了火车东站接江生。

载着志愿军的火车到站时，我所在的列车车门里最先下来的是一名面目全非的青年，我盯着他看了好久，冲他笑了笑，他也冲我笑了笑，然后背着行囊挤进人群里。

我看到他的耳边有一颗痣，走路的姿势也和江生大不一样这才放下心来。

许多前来迎接的战士亲属看到志愿军下车后都哭成一团，这些志愿军中有的瘸了腿，有的没了手，有的耳朵被炸掉半边，但大多数的人都完好无损，只是脸上和脖子间多少有些伤痕。

一列火车上的志愿军很快全部下车被接走，我和小五穿梭在人群中喊着江生的名字。

小五说道：“刚刚我问过了，志愿军返乡的火车这几天每天有两趟，还有一趟是在傍晚。”

我点头，说道：“刚刚我看见有人举牌子，上面写着名字，火车上下来人一眼就能看到，我们也去写一个。”

小五应了一声，先带着我去吃了早饭，我们逛了几家火车站周围的商店才知道有专门卖这种牌子的。

我写好了江生的名字，小五见我一直打哈欠就将我领到车站月台边，让我枕在他腿上睡一会儿。

我这么一睡就睡到中午，小五见我醒来，问我饿不饿，我摇了摇头，坐起身来，小五说道：“还有一趟车是傍晚才来，要不我们傍晚再回来？”

我摇了摇头，坐在台阶上的阴影里，周围熙熙攘攘人声嘈杂，我很快又睡了过去，期间醒了不知几次，每一次我都感觉是江生将我叫醒。

傍晚的火车到站时，我让小五尽量将写着江生的牌子举高点，小五人高马大，站在人群中本就鹤立鸡群，此时举着牌子，只要江生一下车，没走几步准能看见。

可让人失望的是，江生并没有在这辆火车上。

那天晚上我不死心，站在月台上看着月色降临，看着不远处的车水马龙，这才回头对小五说：“看来不是今天，还有两天的火车，我们回去吧。”

我不知道小五能不能听出我语气中的失落，但是小五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随着我平静地离开东站，回了三里屯。

第二天我和小五依旧早早地到火车东站等待志愿军返乡，依旧是从早到晚也不见江生的身影，我的心里越发激动，听说明天就是此次最后一波从前线回来的志愿军。

我第一次精心打扮着自己，梳洗自己的头发，还用母亲的雪花膏涂在脸上，衣服上有褶子也让母亲帮我烫平。

我不知道梨园的胡小猛和喜儿等人在哪听到的消息也来到了火车东站，他们看见小五手里写着江生的牌子就上前和我们打招呼。

如今的胡小猛和喜儿已经是北平城出了名的京戏大拿，两人都带着帽子，将帽檐压得很低，似是生怕别人认出。

江生在战事的第一年同样写信给过胡小猛，胡小猛说江生起初是在部队做医疗兵的，有时没打仗，为了缓和军队的气氛他会带头唱歌，江生在部队是最会翻跟头的一个，人缘也极好，战友们都很保护他。

到了傍晚最后一列火车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挤到前面喊着江生的名字，后来胡小猛和喜儿相继坐着黄包车离开车站，小五一直陪在我身旁，等到月台上的人散尽，一些战士家属捧着衣服和遗物哭号，被人拉出车站。

小五到旁边跟一名看守月台的解放军打招呼，问他是不是还有志愿军返乡的车，那人摇了摇头，说这是最后一列了。

小五愣了神，刚要离开，那人又叫住小五，说战场不止一处，这次来的只是几个团的兵力，部分人还都驻留在他乡，不可能一下子全都回来。

我和小五出了车站第一时间去了王伟的家里，三年前王伟和江生一起出征，但是当我和小五到了王伟家里，只看见王伟老迈的父亲正蹲在院子里抽烟，他的面前，摆着一套军服，还有王伟的徽章。

我和小五匆匆地返回三里屯，那时候一名身穿军装的人刚好从家里出来，我看了他一眼就跑进门内，母亲抱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军装正哭得发抖，她的手里拿着一张革命烈士证明。

志愿军818部队三连一班班长，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