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沉吟不语，因为这不是他真正想要的。虽然这么做，宁远兵变能够很快平定，但是后患无穷。

历史上，袁崇焕平息宁远兵变的做法，不仅没有震慑住辽东的骄兵悍将，反而变相地鼓励了这些人接着闹饷哗变。

就在宁远兵变过去三个月之后，锦州又发生了兵变，理由一样，就是索饷。

当时的情况，的确是欠饷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是总闹兵变，与朝廷对兵变的处置方法也有很大的关系。

毕竟闹了兵变不仅能够得到银子，而且还不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这些骄兵悍将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历史上，宁远兵变发生以后，正在京师陛见的袁崇焕，匆匆赶往辽东，采取抓小放大的策略，很快就平息了兵变，最后除了最先闹饷的十几个普通士卒被处死之外，没有一个辽东镇的将校官佐被严惩。

然而从此也揭开了大明军队之中，一系列闹饷兵变的序幕，并且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惯例，就是军队开拨出动之前，必须要发一笔开拨银子，不给就不开拨不出营，而且不给钱就闹事，毫无忠义之心，毫无军纪可言。

周延儒这个人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得到崇祯皇帝的信赖和重用，就是因为他在对待辽东镇士卒闹饷兵变时的态度，非常符合当时崇祯皇帝的胃口。

当时的崇祯皇帝接到兵变消息惊慌失措，在大朝上征求大臣意见，多数人都说赶紧发饷招抚，既然兵变是为了钱，那就赶紧给钱得了，给了钱就不闹了，总之就是要变着花样地哄着这帮骄兵悍将去前线卖命送死。

而周延儒比当时的大臣显然考虑的更加深远一点，他说：“辽东关门昔日防敌，今日防兵。之前宁远兵变，朝廷给他们发了饷，现在锦州又闹兵变，如果九边各镇纷纷效仿，那么以索饷为名的兵变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闹到什么地步？如今锦州闹饷兵变，朝廷固然要补给军饷，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朝廷最应该做的，是要想出一个治本之策。”

就是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历史上那位崇祯皇帝的心，很快，周延儒就从礼部侍郎的位置上，被崇祯皇帝选入内阁，又过了不到一年，就任命他当上了内阁首辅大臣。

如今作为礼部侍郎的周延儒，当然不会再有议论军事的机会，因为现在崇祯皇帝很少在大朝之上商议军事问题，所有的军事问题都留在武英殿的军机处，与军机大臣商议。

朝臣们可以尚书言军事，但不会再给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公开议论军事问题的机会了。

但是周延儒在历史上曾经说过的这段话，却让如今的崇祯皇帝在后世之时印象深刻。

周延儒说的很对，欠饷肯定是朝廷的错，但是作为朝廷的军队，绝对不能通过兵变的方式，通过要挟投敌的手段，来向朝廷索要军饷。这也是如今崇祯皇帝的一个信念。

从这个信念出发，如今参与了宁远兵变的两个营头，今后就绝对不能再用，不管是首恶还是从犯，都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

想要的军饷不仅要不到，而且该杀的必须杀掉，即使罪行不重、罪孽不深，死罪可免，但是活罪难饶，或者充任白冶城附近深山铁矿的矿奴，或者罚作修筑义州城的苦役，总之绝不能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免除惩罚。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觉得有必要再给鹿善继提个醒，于是借口如今宁远情况扑朔迷离，朝廷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暂时由方正化带东厂人马赶往辽东，一方面代表皇帝和朝廷了解情况，一方面配合鹿善继等镇守辽东的大臣，处置宁远兵变事宜。

因为东厂辽东站传递回来的情报，有点太过简略，在座的三位军机大臣也没法据此给出多少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也就确实没法采取真正有力的措施。

而孙承宗等人，也相信鹿善继和满桂能够处理好这次兵变，所以议来议去，最后除了皇帝的提议之外，军机处最后决定立刻派出使者，传令山海镇总兵赵率教守好山海关，凡是北面来的士卒一概拿住，若无蓟辽督师府关防文书，不准放辽东一兵一卒入关。

同时由军机处尽快昭告九边各镇，将于八月足额发放崇祯元年前六月的九边军饷，等等。

次日清晨，军机处派出的兵部使者赶到了山海关，赵率教闻令立马整军经武，加强戒备，同时做好随时北上宁远平乱的准备。

而方正化则带着皇帝的密旨，率领三百名东厂骨干，一路疾驰，出关北上，赶赴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