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较之中朝最盛时期仍有差距，但中枢与地方的行政能力与效率远非中朝可比，最起码一点是杜绝了地方豪强的上下遮蔽，这就使得洛阳中枢权势大涨，远非中朝可比。

如此一来，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一点得以确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虽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更加简洁高效的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是事权重叠、模糊与泛滥。普遍存在着一种一事多管、令出多门，而往往真正的要务又缺乏管制与监督。

这种现象的形成，也非一时积弊。魏晋俱为权臣霸府得国，而权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权、尽量的揽权专擅，事权的重叠与模糊，有利于他们将真正的权力攫取、篡夺到手中来。

即便不论魏晋，哪怕追溯到后汉时期，光武帝大陨石术中兴创汉，其人一生功业或是值得夸赞，但所留下的这一个东汉朝局，从一开始便是病在胎里，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跃进之后的一次大退步基础上。

东汉无明君而不乏名臣，历代皇帝几无中兴之英明，而所谓的名臣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褒义，仅仅只是名气大而已。所谓汉以强亡，并不是说东汉真的国力强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强臣僭主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中，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东汉本身便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践踏弄权。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谁也称不上是什么绝对正确的一方，无非党同伐异而已。

后世三国虽然群星璀璨，但魏蜀吴无论哪一个，也都只是从流适乱的权力媾和，算不上一种常态的政治构架。并不是因当时人智力不济，而是世道如此。

大梁新朝既然标榜一断前朝，那么无论是前晋新朝，还是更前的魏蜀吴三国，包括东汉政治在内，其实都乏甚借鉴的价值。但是制度的创设，又不能凭空而生，必须要立足于当时当世。所以后世重归一统的隋唐盛世，便成了现成可供借鉴的模版。

虽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离真正的隋唐之世，中间还有着几百年的跨度。但这中间几百年，都是战火纷飞的南北混战，关于制度上的探索其实可以说是陷入停滞的原地踏步。中间纵有英主一时涌出，提供了一种可以暂作维持的制度模式，但终究不能考虑到南北普罗大众的切身得失。

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虽有苦难给予了诸夏生民以无尽痛苦，但也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屡次浴火重生的存亡断续，才使得诸夏得有不断进步的动力与空间。

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有远近诸夷崛起而势大一时。但俗话说得好，没事走两步，鹊起于一时、桀骜于倏忽，没有经历过时间伟力的考验，又有什么资格耻笑一个荣耀与耻辱并抗、至今仍奋勇而前的文化传承！

因是洛阳中枢在改制的时候，直接便提出三省六部这一盛世模版，明事权而断职任。

中书长官诏命，此前一直主持行台政务的杜赫自然当之无愧而就任中书令。尚书则管行政，下属六部各任职劳，江东老人贺隰与河北名流崔悦分别出任左右仆射，至于尚书令则因事权过重而暂不选任。

中书省与尚书省本就前朝旧制，此次改制不过更加明确彼此职事，算不上是创建。那么门下省的单独创建且定为中枢三省之一，则就可称一种开创了。

正如六尚之一的尚书得以真正分曹任事而参与到外朝施政中，如果真要追溯门下省的前身，也可达于中朝前晋。但在此前，门下或是称省、或是直称侍中寺，大体相当于最初的尚书，仅仅只是作为皇帝的亲信侍从，处境可谓尴尬。

特别是在南渡中兴之后，皇权本身便不振，依附于皇权的侍中处境则就更加艰难，或是作为权臣加官，或者仅仅只是将人投闲置散而又表彰虚荣的一种安排。

可是现在，门下省被独立出来，并被赋予执掌机要、共议国是，甚至给予审查诏令、签署奏章的大权，中书诏令若是有失，甚至可以直接给予封驳，则就成为皇帝的意志体现，用以制衡中书省权重，是对君权的再次延伸。

至于政务六部，则就是对魏晋以来的分曹任事进行制度上的加强，使得六部尚书得以真正的参与国事行政，令中书相权再次下方，对于皇权的加强更是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