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辞或许很漂亮，有理有节，然空口无凭，自说自话，难以服众。

偏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范仲淹被人抓住了把柄。

问题出在对官员政绩考核上，级别高的地方官是由两府相公审核的。

范仲淹对很多人都不留情面，富弼为此曾劝他，一笔勾下，兴许就有一家痛哭流涕。

但范相公一心为公，认为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百姓流泪，坚持秉公处置。

但轮到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时，范仲淹“手下留情”，未给好评，却也并未给差评。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强烈不满。

凭什么？

淮南蝗灾严重，地方官难逃救灾赈济不利之责，王素理当问罪贬斥，你范仲淹凭什么手下留情？

不就是正因王素是新政拥趸，当初就是你们举荐去的淮南。

而今区别对待，维护私人，这不是朋党是什么？

尽管范仲淹辩解，称淮南蝗灾乃是天灾，并非人过，王素救灾也够积极，并无过失。

可百官并不接受，事实俱在，不能因为你范仲淹一张口，就颠倒黑白。

这种评价本就有主观性，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百官人多势众，一口咬定，言之凿凿。

以此为契机，攻讦范仲淹等人“朋党”的言论越来越多，多到皇帝赵祯都不得不重视的地步。

以范仲淹、韩琦为首，身边围绕着一群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平心而论，赵祯相信这些臣子的品质，正如范仲淹所言的“君子之党”，或许只是一群为国为民，忠义正直的君子齐心协力，鼎故革新而已。

内心认同，却不代表赵祯持赞同态度。

尤其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朋党是帝王大忌，哪怕是一群忠臣，哪怕是一片好意，轻易开不得头。

若不及时制止，就会留下口实，往后再有人以之为借口，结党营私，甚至形成党争，后患无穷。

身为皇帝，任何时候都不能将个人与江山安危，寄托在臣子的忠诚上。

远有王莽谦恭未篡时，近有赵宋太祖黄袍加身。

前车之鉴太多，原则性问题，决不能放松。

即便赵祯满心支持新政，足够信任范仲淹，但面对此起彼伏的“朋党”论调，他也难免有些坐不住了。

一个皇帝，无论多想革除弊政，富国强兵，保全皇位始终是最重要的。

新政推行以来，章得象、贾昌朝、陈执中、夏竦等一批重臣不赞成，而今将门也颇多反对，地方上更是怨声载道。

虽说都对他这个皇帝保持着起码的尊敬，但赵祯却感受到了四个字——离心离德。

不经意间，他正在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

难道错了吗？

赵祯坐在垂拱殿里，瞧见殿宇一角，默默出神。

那里曾有一道珠帘，当年太后刘娥就坐在那里垂帘听政，宸纲独断。

庆历新政的第十一个月，赵祯第一次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