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甄乾若有所思，彭乐又道：“我知道甄大郎家有酒坊，恐怕一时拿不出来一千石，不过没有粮食用钱帛也行！”

彭乐还真是为甄乾考虑的周到，甄乾的确不愿意拿出手中的粮食，“还是彭司户考虑的周全，王友！从帐房支出十三枚钱庄金钱！”

很快王友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整齐的码放着13枚黄澄澄的金币，金币正反面都篆刻着钱庄的明文，边缘还有锯齿状的精美花纹可以防伪，鹿泉县很多人都喜欢使用甄乾钱庄的金银飞钱。

“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飞钱始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办，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携券到其它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二是私办，大商人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代营“便换”，以此牟利。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钱币的不足，同时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

甄乾的飞钱和其他钱庄的飞钱不同，没有使用纸张作为载体，而是直接用金银锻造成钱庄私钱，一枚银元相当于一千文，一枚金币可以兑换八枚银元，唐代金银比价为一比八，可以在甄乾直接兑换成铜钱，深受商贾们的喜欢，有些人也纷纷的效仿，可惜锻造工艺不如甄乾，反而容易被人冒铸。

甚至有人将甄乾的金银飞钱当成了厌胜钱收藏起来。

厌胜钱也叫做压胜钱，也叫押胜钱、压胜钱，并非流通币，汉族民间一种用作吉利品或避邪物的古钱币，小孩子佩带的饰物。

厌胜钱最初的本义主要是压邪攘灾和喜庆祈福两大类。到了后来，厌胜钱所指的范围越来越广，诸如开炉、镇库、馈赠、赏赐、祝福、辟灾、占卜、玩赏、戏作、配饰、生肖等等，都铸厌胜钱。发展到后来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按不同的用途，大略可分为纪念、厌胜、凭信、上梁、供养、博奕、吉语、成语、戏作等品类。

甄乾所铸飞钱属于在打擦边球，表面上只是钱庄内部流通使用，但在实际使用中已经超出了钱庄兑换范围，这才是自己真正赚钱的手段。

很少人能够真正意识到金银飞钱蕴含的价值，由于发行量和流通的途径不同，普通人平时很难接触到金银飞钱，自然不会认为对流通货币造成冲击。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金银飞钱都不是恶钱。

纵观唐代一朝民间私铸盗铸现象严重，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更有资源不足等诸多因素。

王朝建立之初，战乱仍未平息，百废待兴。高祖继位后“仍用隋之五铢钱”。但隋末以来，私铸恶钱充斥于市，钱币极为混乱，甚至“剪铁叶、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因此，规范货币的铸行，严禁私铸钱币，重建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成为唐王朝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武德四年，唐王朝“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扭转了隋末以来货币流通极为混乱的局面，全国钱币铸行达到空前统一。

但货币稳定的时期持续不长，很快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随后历朝私铸之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成为唐王朝最为棘手的问题。

要说封建社会什么最赚钱，除了巨贪就只有一本万利的铸币了，可是那些鼻孔朝天高高在上的官僚不愿意和铜臭为伍，更不愿意静下心来研究经济运行规律，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陆贽这样懂得经济的官员，提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最后还给罢相了。

PS：唐代的货币计量单位有贯、缗、两等，缗都是穿钱绳，钱千文称一贯或一缗。一贯等于一千钱，一两白银不等于一贯，唐朝初期，一两白银等于一千二百文上下，唐中期兑换率在一千五百文到一千八百文左右。

随便说一句，后世常说的开元通宝并非唐玄宗开元年间铸造的铜钱，开元，是唐高祖统一币制所铸钱的名称，意为开国，唐玄宗“以为有开天辟地之气象，遂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