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的结果是土地的占有发生了两极分化，一边是大量的失地贫农，一边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少数富有者，土地的分配严重不均衡了。

最初的分化在时间的流淌和土地兼并的疯狂中愈趋扩大，朝着董仲舒所痛斥的‘富有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方向发展。

土地兼并所引发出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终于埋葬了前汉王朝，随后建立起来的后汉王朝仍无计可施，听任兼并的继续。

曾有一个贤人对此有一个概括，他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

这些可以说是我后汉土地兼并的一个生动写照。”

马腾道：“在临松薤谷时，我曾听永嘉先生讲，我大汉王朝对农业极为重视，而且农民的税赋很低。

那么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让农民大批地放弃土地而进行买卖？”

乐熹说：“我想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重农政策执行不力，人民的负担主要来自劳役和剥削。

前后两汉历任皇上，都讲究休养生息，因而对于农业是很重视的，汉初朝庭一再减免田租。

到汉景帝前元二年，农民只需三十税一，这可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所负担的最低税率了。

但由于地方官吏的剥削，没收了农民税负较轻的福利，再加上一些不可避免的劳役，便使得一部分贫农先陷入困境，而最终成为佃农。

至此，朝庭的抵税福利便由地主挤占了。地主对佃农的租金收取高达百分之五十，加重了其生活的困苦。

二是农民的非农业支出较多。

虽然朝庭采取了种种抑制商业的政策，比如盐铁专营制度、‘告缗令’等，但只要社会不发生大的震荡，农民无论出于社会上层还是底层，都需要经常到市集进行交易。

为支付这些费用，有的农民放弃了土地，流入到城市，说明了当时农产品价格是较低的。

三是朝庭的抑制工商业政策，不仅降低了非农业活动吸收剩余劳力的能力，也导致了单位人均土地拥有量的下降。

朝庭实行抑制工商业政策是受‘农为本，工商为末’的限制，这基于这样一个认识：

要稳定王朝的统治，最重要的是农业，保障粮食的供用充足。

而商业被视为农业的替代产业，会吸收一部分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商业的兴起会造就一批财力雄厚的商人。

朝庭担心其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比如说商贾大量购置田产，因而各朝各代都对商业进行限制。

汉代对商人的态度远称不上友好，高祖刘邦曾禁止商人穿丝绸、乘车舆，并提高了商税，来限制他们的发展，贬低他们的地位。

《盐铁论》为朝庭实行盐铁官营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中有一段明确指出，官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遏制富商大贾日益增长的影响。

此外，汉武帝元狩三年，朝庭实行了针对商人与手工业者的‘算缗’，不仅对车舆征收重税，而且工商业者拥有的财产也必须按其价值的百分之六征税。

这一法令中，商人被禁止拥有土地，违法占有土地要没收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