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后汉朝庭以解除窦融凉州牧、属国都尉兵权的方式，结束了张掖属国发展的特殊时期。

建武八年，窦融率军会攻隗嚣之战结束后，汉光武帝并未立即解除窦融的兵权，而是等到陇、蜀平定后，于建武十二年，诏窦融和河西五郡太守进京奏事。

进京后，窦融交出了凉州牧、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朝庭只归还了安丰侯印绶，表明窦融被解除了兵权。

其次，张掖属国在窦融统治时期经过非常规发展后，实力雄厚。

从建武八年平隗嚣之战后，洒西精兵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河西。

为了防止属国成为割据势力，朝庭不可能容忍张掖属国的现状继续存在。

因而，张掖属国被继续进行了调整：

一是在原张掖属国的管辖范围里进行肢解，分割成立了一个新的属国---张掖居延属国，这样张掖属国不论其管辖范围，还是人员力量，都大为减少；

二是赋予张掖属国以‘治民比郡’的职能。

朝庭对部分属国职能的调整，反映了属国内部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

作为张掖属国来说，作为早在武帝时就已设立，经历前汉时的长期发展，又在两汉之交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其综合实力必然得以大幅度提升。

一方面有多达万人的精兵，窦融统治时期可能还要更多，这需要朝庭加强限制和防范。

另一方面，随着属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围绕着都尉和各级官员统治的治所，已经出现了城镇，部分地方呈现出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错处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原来属国都尉隶于郡太守而不治民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因而，朝庭赋予属国治民比郡的职能，就是势所必然。”

马腾再问：“属国体制调整后情况又是如何？”

高何奇说：“调整后的张掖属国仍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并继续在抗击匈奴、稳定边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前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张掖属国的精兵曾在窦固、耿忠率领下，出酒泉郡征讨匈奴。

进入后汉以来，属国羌胡除了随大军参与征讨，还面临了新的问题与选择。

此时，遍布凉州广大区域的羌胡，与汉人杂处，经常被官府的官吏欺凌，于是掀起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从此，张掖属国的确发展也便与此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羌人部落众多，居住分散，互不统属，每次起事，皆以结盟、交换质子等形式凝聚部众，一呼百应。

同时，也派人联络属国羌胡，相互支援。

可见，后汉时期的张掖属国在继续担负河西北部防务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南部羌族反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所幸的是，此时南匈奴业已降汉，河西北部防务压力大为减轻，这使得朝庭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羌人的反叛。

由于羌人的抗争旷日持久，而河西地区兵祸连年，张掖属国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