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守礼也嗅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气味，这是他浸淫官场这么多年的一种直觉，这些年闹变法闹得不行，老子神宗赵顼变法，儿子哲宗赵煦不变了，复辟，从此以后，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元丰是神宗年号），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此后反反复复，到了徽宗赵佶这里，记得蔡相专权时，他做了一件创举，将立碑刻石这件国人喜闻乐见的事翻出了新花样，也是士大夫政治生涯大起大落颠沛诡谲的真实写照。那时候元祐群臣贬窜死徙也没剩下几个了，但蔡老头仍不解气，列名百二十人，其中有司马光、苏轼、苏辙、吕公著、吕大防等，等其“罪状”，谓之“奸党”，立碑于端礼门，由端礼门可至文德殿，文德殿为卫朝常朝殿，每日上朝，文武百官都可见此碑。另外，元符末因日食求言，当时应诏上书不下数百本，蔡老头及其党据此将之定为正与邪各上、中、下三等，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不得同州居住。端礼门之党人碑蔡老头请了徽宗御笔，他又自书“奸党”为大碑，颁于郡县，令监司长吏厅皆刻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这便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改革初期，大家什么事都干着别扭，一件小事折腾半年。变法党人王安石他们，按着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做，动静忒大，不仅折腾官场，而且折腾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觉不如不变。皇帝不换，这老儿自己决定的变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换，老子死了，儿子上台，之前的变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说，儿子都有仇父情结，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错。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老子喜欢的，不论是人还是政策，儿子必定不喜欢。所以，老子的宠臣，必定会栽在儿子的手上。于是，反变法的复辟党上台。然而，复辟党司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绝，尽废新法。哪儿有这个道理呢？旧法要是十全十美，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变？政治效率怎么会那么低？归拢在反变法这边的某些人，比如苏轼，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免役法）还是认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归在复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卫朝后期，复辟派整体上不吃香，所以，在一个短暂的元祐年间过后，复辟派就一直倒霉。苏轼就被贬了又贬，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幸亏他看得开，活得久，终于盼来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寿了。他当然想不到，死后居然还要被人折腾，名字刻上石碑，让他遗臭万年。

但是，各个州县刻碑的时候，出过一点小麻烦。当时文化市场发达，元祐党人中，苏轼、黄庭坚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靠写字作画赚稿费了。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经过市场的传播，即使贩夫走卒也知道这些人的大名。他们的字画招人喜欢，文章也有粉丝，而且是铁粉。苏轼流放期间，之所以能活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粉丝们可不管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错误，该喜欢就喜欢。合影是没办法了，但讨幅字儿、求首诗，却是家常便饭。当然，字画和诗都不会白作，银子和酒肉，甚至还有美女，滚滚而来。政治挂帅，阶级路线什么的，在那个年头，人们还没有概念。

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体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蔡京要刻元祐党人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虽然人们总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为读书人，不相信劳动人民一定会比读书人道德高尚。底层的百姓，每每弯子转的没有读书人那么快，想不通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什么叫作好人，什么叫作坏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标准，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标准不怎么一样。

党人碑刻完之后，虽说遍立各个州县，但偏偏理县这个地方，谭守礼却没有刻所谓的党人碑刻，只是四处张贴了一些榜文而已，本身理县这穷山恶水的地方刁民就多，匪患更是数不胜数，上级官员并不敢实地进行堪舆。而且地方上的文人抵触情绪高涨，谭守礼作为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自然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他的政治偶像，在理县这事便不了了之了。他虽然不知道数年之后蔡相倒台遭贬，一路上没人给饭吃，被活活饿死的结局。他这一步不畏权势的虚与委蛇，至少在弹丸之地的理县的士大夫中获得了高度的赞誉，也可以说是他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