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弄出来的那套玩意被大概超过五成的学者认为是‘伪学’。在大宋，三纲五常并没有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的观点被称作“天理”，并没有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

从崖山之后，中国文化一路下跌。朱熹的三纲五常立足于关系下的服从，其核心是‘从于正理’或无条件服从于上下关系。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这种说法扭曲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说。

元朝不搞科举却对儒家完成了奴化，明朝朱元璋这个没文化的家伙将朱熹这套理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然后正式确立了礼教杀人的时代。

礼教杀人的思想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真正开始被各种社会运动摧毁，在那个据说无法无天到泥腿子们居于官僚之上的时代被连根拔起。因为在那个时代，有那么一个人通过运动，洗脑式的告知泥腿子们，劳动者才是国家的主人。

从那之后，虽然官僚体系还是希望维持上下级的绝对关系，希望维持从属的绝对关系。可人民听一个人洗脑式的说过，不要光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不然泥腿子们是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

当‘弟子规’‘孝经’‘乡贤’‘读经’突然间甚嚣尘上的时候，赵嘉仁周围的大部分人是非常反感的，因为这和大家几十年来受到的教育完全背道而驰。

如果大宋没有灭亡，也许中国就可以避开这个礼教杀人的过程，也许可以提早进入赵嘉仁熟悉的时代。

大宋有无数的问题，大宋有必败的理由，然而赵嘉仁知道自己愿意用尽一切去挽救大宋。在经过长久的思考后，赵嘉仁得出的结论是‘想救大宋，临安朝廷就必须覆灭’。

此时临安朝廷覆灭的进程无疑已经展开，赵嘉仁当然觉得欣喜，不过同时生出的另外一半情绪就是痛苦。五胡乱华，南宋覆灭，明朝灭亡，这三次都造成了太多人的死亡。都让中华元气大伤。即便赵嘉仁以后能够战胜蒙古，他也无法拯救太多人。那个总撤退计划已经是赵嘉仁能做到的极限了。

强行把那些于事无补的心情压制下去，赵嘉仁开始投身于工作当中。总撤退计划是基于棉务的基础之上，对那些大户，自然是进行劝说。也许是在新中国属于泥腿子阶层，赵嘉仁觉得大户们若是不听劝，最后在这次可怕的巨变中覆灭了，至少可以减少以后土地国有制的困难。真正需要运走的是穷人。

想安置穷人，除了要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之外，还得整理广南东路与交趾的土地，空出来给这些有可能南迁的人耕种居住。赵嘉仁现在能插手的只有嘉兴府、庆元府、苏州府，这三地人口众多，哪怕是能够运走两百万人，加上福建路与广南东路的人口，也能弄出大概十几万二十万军队。

有这样数量的军队，便可实施反攻。

正在工作中，侍从前来禀报，“太尉，又有贾相公的使者送来信。”

赵嘉仁头都不抬的说道：“知道了。”

贾似道很着急，到现在为止他每五天派一拨人给赵嘉仁发公文。公文内容自然是要求赵嘉仁放下手中一切的工作，迅速集结起所有兵力，赶到临安为贾相公作战。对这样的命令，赵嘉仁只是用一句‘知道了’来应对。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赵嘉仁不是没有给贾似道机会。如果贾似道真的能够以国家为重，强行把挽救襄阳的军事总指挥头衔塞给赵嘉仁，赵嘉仁也是会接下的。只要贾似道肯让出相位，赵嘉仁也会竭尽全力摧毁在襄阳的蒙古军军团。蒙古遭到那样沉重的打击之后，至少十年无力南下。赵嘉仁就会趁此机会走上另外一条内部改革的道路。

既然贾似道并没有这么选择，赵嘉仁也只能让贾似道继续沿着贾似道的轨道走下去。当然，赵嘉仁认为战局也未必会那么不利，如果贾似道还能够再给与蒙古人某一次重创的话，大概能够让战局僵持下去。

但不管怎么样，那都是贾似道自己的事情。与贾似道的合作让赵嘉仁获益良多，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曲终人散的当下，贾似道得为他自己负责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