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们这不也是为了解决辽东的威胁么，趁着皇太极此时力不从心打他个措手不及，甚至是吃掉他，辽东不就再无后患了么？”这些人中估计只有多尔衮才敢在这个时候和我说话，我也确实没有办法，阿巴亥的面子总是要给的。
“是啊，多尔衮说的对，我们就是这样想的。”阿敏接着茬说道，他心里什么算盘我哪里会不知道，还不是惦记着那个大汗的位置么，我不过是不戳破罢了。
“好，就如你们所说，按最理想的来，我们将辽东尽收，皇太极会俯首帖耳么，打不过他不会跑么，只要手里有兵，在哪不能东山再起。他现在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目的很明显他要经营漠南，甚至是再征服漠北，如此一来整个长城以北都是他的地盘了，我问你们我们拿下辽东还有意义么，倒时恐怕是要两面守敌，既要顾忌明军，又要防御蒙古。你们有把握同时面对两支劲旅么，如此一来防守的军费要多少你们算过么？”
我这么一说，多尔衮等人鸦雀无声，刚刚在黑龙江获得大胜的多尔衮多少有些张狂，或者说是骄傲，但是毕竟他和阿敏等人都很有军事天赋，尤其阿敏虽然头脑简单，但是绝对不是不懂军事，经我这么一说都意识到自己过于理想化了。
“怎么？都不说了，还有一点你们或许根本就没有算计到，那就是利益，经济利益，我问你们占领辽东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无非是土地，至于人口，整个辽东想在不过百余万人，一但皇太极败退他绝对不会将这百余万人便宜给我们。那我问你们我们还能得到什么？没有了，再没有了，若说铁矿和金矿，朝鲜没有么，黑龙江没有么？就是外兴安岭那土地更是多，放马过去有几个人会拦着你们，你们想占多少就占多少，我们有必要去占这块是非地么？”
被我一连串的问话问的不光是多尔衮没话说，别人也都说不出来什么。战争是什么，战争是谋求利益，没有利益的战争或者是利益过小，成本过大的战争进行的根本就没有意义。对于战争的本质在场的众人自然没有我看的透彻，尽管他们会比较战争得利与否，但是上升到理论高度还只有我一个人，毕竟我窃取了无数军事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成果。
“朝鲜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不是皇太极，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把摊子铺的太大了，到处都要用钱，军队要用钱，学校要用钱，老百姓也要用钱，问题是钱越来越难弄了，我们的市场在萎缩，这才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没有钱一切免谈，打仗，打仗打的是什么，是钱，你当那一炮放出容易，你们知道那一炮的成本是多少两银子么？炮弹、火药，再加上人工，一炮出去那是好几两银子，这还没算运费呢，你们知道仅北京一战我们打出去了多少发炮弹么，七万发，是七万发，至于弓箭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你们说没钱能行么，皇太极为什么挺不下去了，他比我们兵力多，比我们战马多，可是他没有我们火炮多，没有我们弓箭多，也没有我们粮草多，归根结底是没有我们银子多。可是现在我们的银子要少了，我们就没有钱来打仗了，士兵们没有军饷还会尽心竭力地给你打仗么，皇太极不用军饷，那是他允许士兵到处劫掠，所得归自己，所以士兵才那么凶悍。可是我们不行，我们的士兵不能去抢劫，他们是拿军饷打仗的，好了，说这些也是太多，今天召集大家的是要解决危机，简单一个字就是‘钱’，大家捉摸这个钱怎么弄吧。”
说了这么多，我口都干了，干脆简化主题，我喝了一口水观察众人反应，看着众人一个个紧锁眉头我心中暗笑，其实主意我早就想出来了，我就是想给他们出出难题，让他们也站在一个领导者的角度好好的看待问题，并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邓希贤可是隐忍了半天，刚才讲的是军事他插不上口，可现在说到挣钱他最拿手，尽管海外市场萎缩，但是我们合作的盐业以及伟哥的专卖依旧红火，邓家受到打击的大都是刚刚成立的一些下游产业，但尽管如此他也不能容忍自己的产业萎缩甚至是破产，再说他更不会和钱过不去。
“现在不光是朝鲜连同中原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银子，是白银，可以说这场危机的由来在于我们缺少白银，而不论在朝鲜还是中原贸易都是以白银来结算的。
北直隶、山东、河南、两淮及江南松江、江浙沿海、湖广东部平原丘陵地带的盛产棉花，太湖流域湖州、嘉兴、杭州等府的蚕桑生产，闽广的甘蔗和果木种植，安徽、浙江的茶树种植，闽赣山区的蓝靛、杉漆生产，等等，这些都是商人从前用来谋生的渠道。然而丝织、铜铁等矿产的开采和冶炼、铁器制造、陶瓷、漆器、造纸、印刷等行业，都依托于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没有市场，这些昔日在西洋能卖出千金的东西如今就根本不值钱，因此我强烈要求海军打开倭国通道，取得白银来源，并且迫使日本天皇向我们开放港口，加大贸易量，为此我邓家愿意出资赞助这次军事行动。”
邓希贤说的很简单，也很直白。北京一战他下了本钱，我没有让他失望，迫使崇祯开放了中原沿海的港口，这次也不例外，对付倭国邓希贤对我很有信心就好像我一定能打胜一样。打开港口，开放市场，这是目前所有商人的心声，邓希贤几乎是一到朝鲜就和我谈起这件事，这也是他此次来朝鲜的主要目的，他是这些商人的代言人。
商人们的要求我自然会考虑了，促进工商是我的基本国策，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一向被津津乐道。众所周知,关于“萌芽”的记载很多都出于明清人的笔记，而笔记中未免没有夸大的成分，况且许多笔记中常有狐仙鬼怪之谈，其可信度不应很高。中国的旧传统，一向对大商人、大地产怀有仇视心理，政府往往会采取拆散大地产的行为，故而经济发达的江南，很少有千亩以上的地主；而对商人，往往任其由官吏勒索；对于更富有的商人,政府则会采取严酷的手段(这取决于地方官吏的好恶)，加以莫须有罪名，乘机抄没家产等等。因此，商人与地主们不能形成足够大的经济力量，对小农式的经济造成威胁，正因为如此对于开明的朝鲜政府以邓家为首的众多中原商人才看到了希望。这些都因为我鼓励商业的结果，当然也有巨大利益的诱惑。
至于我为什么部已开始就直奔这个主体而是等邓希贤说出来，我自然是有自己的算盘，由我说那就变成国策了，钱要国家出，赞不赞助全要靠这些商人自愿。然而这次不一样，是邓希贤他们主动站出来要求攻打日本的，军费自然是他们承担了，应该说邓希贤如此着力少不了我从中鼓动，给他分析利弊，一步步引着他按照我的意图最后捅破这层窗户纸，并且心甘情愿的掏出军费。
“攻打倭国！？”所有人都对这个大胆的提议惊讶起来。最先表示赞同的是安龙焕随后是柳德恭，最后邓希晨也表示赞同，一时间仿佛成了大势所趋一般。说到攻打日本，所有人都和这次北京保卫战连上关系，北京之战所获得利益正是这些人最好的教材。
“对，攻打倭国！”下面这些人又开始议论起攻打日本来了，并且都很喜欢这个话题，对于日本人更是轻视谩骂。见众人都很喜欢这个提议，于是我不再藏拙：
“众位，攻打日本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短时间内我们无法全部占为所有，倭人狡诈残酷很不好对付，所以我想采取两步走的方式，来敲开这支禽兽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