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张作霖宣布派兵入关，通电全国云：
“窃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本爱国保民之素志，抱宁人息事之苦衷，冒暑远征，力疾奔走。……无如我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困难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厥后事机愈迫，险象环生，大总统日陷于荆天棘地之中，我商民日困于火热水深之下。见闻所及，惨痛难言，五内如焚，一筹莫展。不得已星夜就道，谋所以拯救之方。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琐尾流离之象。侧身西望，愤不欲生。……慨自国体改革以后，干戈满地，灾歉频举，国濒于危，民不堪命。
“现在浙有水患，苏有米荒，直、豫、鲁、奉赤地千里，天灾示警，民不聊生。稍有人心，岂堪再启兵戎，害我无告之黎庶。又何况京畿重地，遽作战场，根本动摇，国何以立？而京奉铁路，关系条约，倘有疏虞，定生枝节。上年援湘援鄂，奉军之在关内者，尚散驻于潼洛之间，若令阻断交通，势必断我接济。作霖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大军所至，妖焰立摧，纪律严明，定秋毫之不犯。风云奋发，敢露布之先驰。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敬告海内，伏惟公察。张作霖叩。”
七月十一日，张作霖致曹锟一电，说他已经派遣第廿八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
他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张作霖派兵入关的最大理由，是说破获了皖系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七月十六日、十七日他发表了两则通电：
一电云：“各报馆均鉴：奉省获犯姚步瀛等，供认受曾云霈等指使，并定国军第三军委任，来奉招匪，扰乱地方等情，业经作霖通电在案。查该匪等所供，如招队不多，即在东清路一带扰乱治安等语。夫东清铁路为中俄枢纽，关系外人生命财产，比年以来，经作霖等竭尽智能，始将管理保护权限，依照约章，办有头绪。乃奸谋揭露，竟欲扰害路防。不知该奸党等与三省人民及旅居外侨，何仇何怨，宁竟忍而为此。现在幸邀天佑，群匪就擒，而主谋诸凶，尚复优游京畿，盘踞政权。此次共举义师，拥护元首，讨伐诸奸，为地方人民泄此公愤，即以保护路权，并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用再通电奉陈。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叩。”
二电云：“各报馆均鉴：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十三名，亲笔供认受曾云霈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且据曾云霈云：款项如果不足，即由哈尔滨绥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该公司系曾云霈所开，并说此事详情已与徐又铮妥议，商承段督办意旨，决定照此办理等语。姚步瀛并自认为督办谋生，一切计划均经详细供明，姚步瀛系大理院长姚震之侄，姚震并经参与会议。
“此案获犯以后，即经急电段督办详询，据复并无此事。督办素来光明，具有世界眼光，谅不错乱至此。惟真赃实犯，供证详明，设非奸人指使，从何得此重金。大理院长为法律最高机关，乃竟预此奸谋。国之前途，何堪设想？作霖此次入都，对于奸人图直、图皖、图苏、赣、豫、鄂种种计划，均已详晰无遗。三至团河，垂涕而道。即出都以后，曾发庚电，对于督办痛陈利害，登诸报端，为天下所共见。自问冒暑奔驰，往来调停，无负国人。即奸党意旨未洽，寻仇启衅，亦只及作霖一人，与东省人民地方何仇何怨，必欲使其同归涂炭。近且散布谣言，谓义师意旨，含有复辟思想。夫帝制之不可复存，此稍具常识者，皆能知之。
“凡我同志皆属共和功首，岂肯生此拙谋。奸徒穷蹙无聊，乃造作诬蔑之语，举动如此，狗彘不如，当为有识者所共悉，无足深辩。近见报载督办呈文，自称本上将军，而文内乃痛詈吴佩孚之种种不法。夫对于大总统而称本上将军，民国以来亦尚无此公文程式。此皆奸徒有心构乱，陷督办于不义，祸全国人民，便逆党之阴谋，逼疆吏以兵谏者也。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锄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也。特电驰陈，张作霖叩。”
七月十四日，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联名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
电云：“……视东海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
“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
“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斥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指出：“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祺瑞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认定张是个惯于虚张声势而保存实力之人，断定张一定是在关外坐山观虎斗而从中渔利，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在他看来，只要奉军按兵不动，己方就可以一举击败直军。
十三日，当接到奉军第廿七、廿八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开始还不太相信，但很快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他着实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他常以自己处乱不惊而自负，这一次连他自己都有些看不起自己，怎么会惊出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