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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尴尬十分时，“公义油栈”的管事(经理)派人来学堂传信叫胡适赶快回店。原来他的三哥病危。二哥在汉口没有赶到店里的，管事只得转请小少爷去主持局面了。顾先生知信，便同意胡适将作文带回去做，下个星期交卷。胡适如犯人获赦一样，匆忙抄了题目，逃出课堂，躲过了这一劫。

赶到“公义油栈”时(油栈与梅溪学堂很近)，胡适的三哥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荀延了几个钟点，便断气了。死时只有二十八岁。第三天，他的二哥从汉口的店里赶到上海，办理了后事。

据胡适自己回忆：“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捡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校去翻看。费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

从乡里读的“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和《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新的空气，吸取新的知识，追逐着时代的新潮流，并自命为“新人物”了。

1904年年底，梅溪学堂改名为梅溪小学。头班毕业前，学校推荐胡适、郑璋、张在贞、王言四个优等生去上海道门应试，作为改小学后的首批毕业生成绩考核呈报官府注案。

但是除了张在贞，胡适等三人都拒绝去上海道衙门应试，他们毅然离开了梅溪小学。

毕业了却没有拿到毕业文凭，胡适三人为什么不肯去上海道衙门考试呢？

胡适说:“这年之中我们都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而在別人眼里小小胡适的形象也已经是‘意气昂茂，大有目无余子之了’。”

所谓‘新人物’的‘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大体是指两种思想行为的倾向：一是对内的排满革命，一是对外的抗俄御侮。

二哥给胡适翻看的那一大篮子的书，其中大多是梁启超及其受他思想影响的一派人的著述，除了看梁启超一派的新书之外，胡适又接触到一本直接鼓吹革命的书籍。

有一天，班里的同学借来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在胡适等几个同学中传看。邹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军马前卒”。他写的这本《革命军》，薄薄的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廷专制，鼓吹“独立自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

胡适等几个少年人看了，也都很受感动。但那时满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下，印这种书，被抓着便要杀头；看这种书也只能偷偷地看。他们这本《革命军》是借来的，要归还；舍不得，便轮流着抄。晚上，学堂的舍监来查过夜，他们便偷偷从床上爬起，点着蜡烛，继续抄。几个人连夜赶着抄成了一部《革命军》。

胡适这个“新人物”，又很关心时事，爱看报纸。

这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

这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还没暴露，日俄战争中，无论舆论和民众心理都有些同情于日本，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

胡适说：“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

在国内的排满、反抗沙俄侵占我东北的“拒俄运动”的浪潮中，少年人的反应要更强烈一些。胡适与王言、郑璋三人合作写了一封匿名信痛骂上海道袁海观树礼，愤激地写匿名信骂官厅的少年人，肯去上海道衙门接受考试么?这里大可看出胡适和那个时代的少年读书人的真率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