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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接手编辑《每周评论》之后，针对五四运动之后国内谈论政治、各种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于7月初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而正是胡适的这篇文章，很多年来，在中国大陆饱受诟病和指责，也曾被罗织了很多罪状，诸如疯狂的反对和抵制马列主义，反对进步。很多人将此文做为胡适与革命阵营分道扬镳的分水岭，是所谓胡适走上的反动的开始，等等。

时至今日，仍有人认定：“此次‘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论争。在论战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理论上虽然不很成熟，运用理论亦尚不熟稔，却通过论战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进道路。这次论战的影响是深刻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也促使新文化运动阵营产生分化。一批先进分子通过论战，更加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更加重要，‘不通过他们直接的，或为他们耳闻目睹的无可辩驳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是不会对某种学说深信不疑的’。同时，尽管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在论战之初影响了一批青年学生，但随着论战的深入，他的观点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学生青年偏偏不谈问题而谈主义，尤其是《星期评论》、《新青年》，……而胡适仍然坚持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逐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中分化出去。”

更有意思的是，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没读过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原文，却发表了那么多义愤填膺的议论。

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妨读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文，看看胡适在文章里说了什么。

以下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文：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