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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一期出版。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两年的志愿，到今年始得看见第一期！”

《读书杂志》是《努力周报》的增刊。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借助正刊的影响，9月《努力周报》发行了增刊，题名《读书杂志》。

《读书杂志》的发行并未随着《努力周报》这一正刊的终刊而停止，而是一直持续到1924年2月。这期间，《读书杂志》共发行了十八期。这十八期《读书杂志》刊登了四十四篇文章，涉及十四位学者，他们分别是丁文江、吴虞、任鸿隽、胡适、胡堇人、徐旭生、陆侃如、梁启超、游国恩、董作宾、刘掞藜、陈衡哲、钱玄同、顾颉刚。当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学界已有较大的影响力。之后，历史证明，这十四人在未来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胡适在《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一文提出两点，可视为此刊宗旨，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评”，二是“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这两点在整个办刊过程中是被贯彻了始终。

在《读书杂志》中，胡适、胡堇人、刘掞藜、钱玄同、顾颉刚五人就古史问题进行过讨论，形成十五篇文章，近九万字。关于古史问题的集中讨论借助报刊呈之于众，很有一种努力探索氛围，各种论辩问难尤为精彩。

参与讨论的人有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胡适。这五人分作两个阵营，胡适、钱玄同与顾颉刚为“疑古派”，胡堇人、刘掞藜为“信古派”。在具体的讨论中，顾颉刚开其端，刘掞藜与之辩难，往来讨论五个回合。直到第17期顾颉刚发布启事，“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两个月内无暇讨论古史”，这一论争才告一段落。紧接着，胡适在第18期撰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做总结发言，表达自己疑古立场。

在顾、刘、胡的论证中，展示出那时学者的学术态度和品格。比如顾颉刚说：“读刘掞藜先生‘再质’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寻觅这样的一个伴侣而不可得，现在竟得到了！”

刘掞藜言：“我老实不客气地辩驳，觉得先生（指顾颉刚）所说具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证据和说法时，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将这篇大话一笔勾销，以表示我毫无成见。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

胡适《读后感》说：“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但我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对他的批评，全无恶感，只有责备求全之意，……行文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

顾颉刚与胡适的真诚溢于言表，而刘掞藜的勇气也是让人敬佩。刘掞藜英年早逝，从其留下的《中国上古史》《隋唐五代史》等讲义，以及发表在《史地学报》中的《史法通论》一文可窥其坚守“信古”之志。在“疑古”之风大兴之时，能够坚守自己独有的学术立场，颇显学者风范。

《读书杂志》以增刊之名，行读书之实。“疑古”“信古”之争发端于此刊，以“疑古”之胜告终。之后的《古史辨》一直以“疑古”为基调，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对中国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过于劳碌,12月10日，胡适生病，医生不让其工作，于是胡适被迫将《努力周报》的编辑事务交给高一涵。

12月17日，胡适在病中迎来了自己的31周岁生日和北大24周年校庆，他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回顾与反省》一文，指出北大五年来有两大成绩，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但胡适也指出，北大也存在学术上很少成绩，自治的能力很薄弱等遗憾。文中最后的祝词是：“祝北大早早脱离稗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

12月24日，胡适发表《启事》：“我因为年来不知节劳，起居无度，以致久病；现已得校长允许，自12月17日起，离校休假。以后朋友赐教，请直寄北京钟鼓寺十四号转。”

12月29日胡适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检查治疗，次年1月6日，胡适出院后在《努力周刊》上发布启事，说此次检查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

胡适出院后在家养病休假，继续主编《努力周刊》，并得闲读书著述。归国五年多之后，胡适终于可以闲下来做点儿自己的事情，包括给多年没有联系的女友韦莲司写信。

他在3月12日给韦莲思的信中说：“现在我成为一个自由人——五年多来的第一次自由。在过去的五年里，时间不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