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唐人的伯爵，到底要干什么？他说来我邦，是因为萨摩藩的人占了琉球，这是萨摩的事。若是他们不知道萨摩藩在何处，我等亦可告诉他。”

“或是去江户，追究此事，亦非不可。他有巨舰，也不是去不得江户。”

“土佐不产金银，亦未曾侵入琉球，更是穷困之地。他若是占据浦戸城做港口，亦可说得通。可纠结兵力、煽动暴民，来攻高知城，所为者何？”

决定是否先假意投降谈判之前，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唐人的伯爵带着军队前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唐人有意入侵，必选西海道，怎么可能跑到四国岛？

去萨摩，这里也无陆路可通。萨摩那群人侵伐琉球，惹怒了唐国，与土佐何干？

土佐石高不过二十万，也无金山银山。就算攻下高知城，也无甚好处，况且就算唐人善战，可以以一敌五，那也不过五六百人。纵有舰队，若四国各藩集结藩兵，未必不能胜。

城外的消息只说，唐人的伯爵是出于仁义。

这个理由，似乎是唯一可以解释通的，但傻子才会信。怎么可能真有人为了仁义打仗？

若真的是为了仁义，当然可以先假意投降与之谈判，答应农夫的条件，日后可以再反悔就是，只要让唐人离开，这些手无寸铁的农夫不足为虑。

可是，怎么可能是为了仁义二字？可若是别的，又实在解释不通。

到底信还是不信，在炮声中争论了一阵后，伴随着炮声越来越密集、倒塌的石墙越来越多，相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诸君，我觉得可信。诸君可还记得禁切支丹教后，尚有许多人前赴后继殉教？那些殉教的切支丹教众，又是为了什么？难道不也是为了他们心中的‘仁义’吗？”

“以我观之，这唐人伯爵名刘钰者，多半是个儒家君子，亦如那些殉教的切支丹教徒，只是为心中之仁义。除此之外，我实想不出他为何非要攻下高知城，又蛊惑无知农民。”

有家臣提出了这么一个看法，竟顿时让一些疑惑不解之人茅塞顿开。

仔细一想，又似乎的确真的实在有些道理。

“你是说，这唐人的伯爵，和那些被切支丹教封圣的在我邦殉教的圣徒无二？他是真的信‘仁义’二字？”

提出这个想法的武士点点头，其余人又都想了想，均觉得除此之外，再无理由了。

除了和那些切支丹殉教者一样的疯子，谁会真的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理由开战？

当年长崎的街上摆上圣象，令人践踏而过，以验是否为切支丹教徒。哪怕明知道拒绝踩踏便死，却还有许多人宁死不踏，甘受火刑。

怎么看这唐人的伯爵都是这等类似人物，无非他不信切支丹教，而是真的相信仁义罢了。

这种疯子做事，难用常理忖度。

留守家臣细细思量间，开花弹的爆炸声又密集地来了一轮，待炮声暂停，遂道：“他既携舰队前来，又为琉球萨摩之事，恐怕他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一则有长宗我部的旧臣流亡至唐国，诉说土佐诸事，为朋友之义来；二则便是他真的相信仁义之道，故而践行之。其余之外，实想不出他因何非要占据告知。”

“既如此，只要暂且答应，他必撤走。此智计也，非投降之耻。”

本来就想不通刘钰为什么非要打高知城，再经过有家臣联想到禁教之后层出不穷的殉教者，觉得刘钰是真的相信仁义、真儒家君子的推论，就越发可信了。

再说如果换个思维去想，投降是耻辱，可如果是用智计来骗走唐人，这便不但不是耻辱，且可为后世所称赞。

瑟缩在山上的家臣们听着持续不断的炮击，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山下逃走，没受伤的武士可以逃，可是受伤的、家眷等等，又怎么可能逃得掉？况且高知城尚有许多米粮，还有金银，只怕若无唐人作保，那些狡猾而奸诈的农民非要把这些东西都抢走不可。

再一想这唐人的伯爵既是儒家君子，又讲仁义，在城下町亦是秋毫无犯。想来必是个诚信君子，只要和他谈好了，他定会遵守。

“孟子言：故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他既是君子，当可欺之。若不然，待其带那些无知农夫攻下高知城，他纵君子，手下兵卒岂皆君子？农民万千，岂可讲理？届时城中焚毁，粮米被分，又怎么和家主交代呢？”

心里断定了刘钰是谦谦君子，先投降的想法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都知道再拖延下去必要出大事，唐人的战术一眼可知，然而明知他们要那么干就是挡不住，又有什么办法呢？

“事不宜迟，应速派人持白旗下山，约其详谈，亦可暂先答允其行仁政之事。随后礼送出境，或寻岛津、或问江户，便与我等无关了。他虽君子，唐人天子岂君子乎？又怎么可能会真的为仁政一事，出兵远渡大洋而攻土佐以保仁政实行？”

“待唐人一走，农夫皆为蝼蚁，不足为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