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确有几分冷酷，但又不是空穴来风。香港政府没有完备的银行法，更不会制定官方利率，香港民间的银行公会倒是制定了同业利率，要求各会员行共同遵守，避免恶性竞争。

廖创兴原本就是把银号的一套照搬进银行，对同业公会的条例置若罔闻，创立“高息小额存款”。

以汇丰、渣打为首的银行对廖创兴十分不满，又无可奈何。现在廖创兴遭到挤提，各银行难免不会袖手傍观。

挤提风潮沸扬了3日之后，警方处长针对廖宝珊已潜逃的谣传，发表一

项声明：“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

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

这项声明对减缓挤提起了一定的作用。

廖宝珊仍在港，证明他尚能应

付局面。不过仍有许多小存户不放心，不将存款提进腰包，誓不罢休。

汇丰、渣打是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还是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的大商业银行。两行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廖创兴银行，声称可透支三千万港元应

付挤提。

挤提风潮慢慢平息，摇摇欲坠的廖创兴免于“执笠”。欲哭无泪的廖宝珊该破涕开颜，重振雄风——不，他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事情的起因却是汇丰的好心援助。

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英文联合声明：“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受到了控制。”

声明登于华文报纸，不知哪位翻译大师的巧译，中文译文竟是：“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1961年银行挤提风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制保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弱点。

因没有法例制约，廖创兴银行的经营即是合法。

若以国际间银行惯例衡量，该行的经营又极不规范：首先，大量从事非银行业务：其次，所制定的利息远远超出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再次，没有留以相应的流动资金应付日常营业。

不知廖宝珊本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他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不这样做，家庭财产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惊人膨胀。

廖创兴事件，港府受到各界尤其是银行界的批评。

1962年，港督柏立基爵士，邀请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汤姆金斯来港，汤氏是英国著名的银行法专家，他对香江银行业进行考察，并提交了“汤姆金斯报告”。

同年，香江银行同业公会超越重重障碍，完成了一件极富意义的大事。

会员行与非会员行坐到一起来，达成一项利率协议，规定了最高存款利率。

按此协议，非会员行的银号也必须遵守。

香江的银行业立法，到80年代金融三级制出台才算是基本完备。

不过，对当时银行业“无法无天”的现状来讲，这两项举措的出台，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外资大银行，一直是基本按照国际惯例和同业协定运作的，两项举措的出台对他们极有利。

华资银行，要么是从银号脱胎而来，要么沾染了较多的银号遗风。

他们大部适应不了新举措，不少人怨声载道，说英国人卡中国人脖子。

60年代，正是小银行与银号蓬勃发展的时代。

香江经济起飞，加工业遍地开花，房地产热持续升温，银行业有利可图，在香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廖宝珊罹难，并未在华人同业留下什么阴影。

有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厄运未降临自己头上罢了。

积重难返，港府的新条例和同业公会的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恶习”甚至愈演愈烈。

结果，在新条例实施不到3个月，又一场特大挤提风潮席卷香江。

明德银号即告破产，众多的中小银行在挤提风潮中摇摇欲坠，甚至连信誉卓著的恒生银行也濒临破产。

恒生一直口碑极佳，难道它也像廖创兴一样出现了重大失误？

恒生银行于1960年1月1日由恒生银号改名重组的。次年，二十二层的恒生大厦在中环落成。

除总行外，另在九龙油麻地、旺角设立分行。到1965年，恒生银行已拥有9间分行。

恒生银行在改名之前，就实现了与现代银行经营机制接轨。

利国伟在恒生银行的地位青云直上，1960年1月1日，晋升为董事；1964年1月，提升为副总经理。

恒生银行积极吸纳存款，到1965年挤提风潮爆发前，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七亿两千万港元。

有较雄厚的存款做后盾，恒生董事长何少恒主动去寻找放贷市场。

当时纺织业、成衣业、塑胶业、五金业、玩具业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前来要求贷款的工业家纷至沓来，其实根本用不着去找贷款客户。

何少恒认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不能等人家“求”我们恩赐；银行是盈利机构，物色准了客户，就意味着盈利。

他说：“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

他还说：“不要以为自己是客户的衣食父母，客户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963年，恒生银行开办“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

目的是摈弃银号不适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

进修班由利国伟主持，身为董事长的何少恒亲莅授课，学员有老职员，还有刚入行的见习生。

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

按揭制度大大缓解了地产商和置业者，资金不足的困难，刺激了已成热潮的地产业迅猛发展。

银行按揭以土地、物业作抵押，是一项安全系数较高的贷款业务。但也有一个明显缺陷，资金回笼周期太长。

华资银行热衷按揭业务，恒生银行亦不例外。

港府长期奉行高地价政策，土地供不应求，地价日涨月升，这就造成“炒”风盛行。

一些银行盲目贷出巨款，为炒地推波助澜。

还有一些银行见猎心喜，手痒难禁，不惜动用自有资金和存户资金，直接涉足地产业，像当初廖宝珊一样倾力做地产商，大炒地产物业。

这样一来，实力单薄的中小银行普遍患有贫血症，库底空虚，流动资金枯竭。甚至有的银行，连存户较大数额的提款都不能及时兑付。

不少银行捉襟见肘，令存户惶然。

银行危机四伏，一触即发。

1965年1月26日，即香江银行新条例实施的两个月后，挤提风潮袭击了未组成法人的小银行——明德银号。

明德银号热衷直接介入地产投机，结果陷入资金困难的泥淖。小小的银号如何挡得住汹涌的挤提潮，提不到款的存户在街头哭天号地。

明德银号视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为无物，一意孤行奉行高息存款策略。

挤提发生，银号监理专员即对明德银行检查，发现“不仅没有流动资金，而且没有偿债能力”。

3月初，香江高等法院批准接管明德银号，宣布其破产。

港九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存户生怕自己的存款银行破产倒闭，积蓄化为乌有，慌慌涌去提款。

挤提如汪洋怒潮震荡港九，中小银行岌岌可危，如临末日。

2月6日，1931年成立的老字号华资银行——粤省信托商业银行不堪挤提，现金告罄。2月8日，港府宣布对这家银行实行管制。

这家拥有二十六家分行的老牌银行的倒闭，加剧了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再掀高潮。

华资银行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信誉危机，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却风平浪静，稳坐钓鱼船。

众多的中小银行都面临倒闭的危险，其中包括恒生银行。

明德银号发生挤提，何少恒还没意识到自己将赴其后尘。

因为恒生并没像有的银行那样，无节制地盲目卷入地产热。

恒生虽巨款在外，总是能如期收回，何况，恒生的信誉一直良好。

明德银号倒闭，挤提蔓延，何少恒这才意识到势态的严峻。

2月4日，前来恒生总行及分行提款的人愈来愈多。

恒生首脑们紧急动员，一面筹集现金应付提款，一面派员劝说存户暂不提款。

何少恒与恒生首脑门，带职员分赴各行，向存户解释、担保、奉劝，却无法消除存户的恐惧心理。

或许，是存户对恒生脱胎于银号记忆犹新；或许，是存户对整个华资银行的不信任，前来挤提的存户有增无减，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七亿两千万港元，混乱局面比当年廖创兴挤提还要可怕！

事实上，世上没有一家银行能够抵挡得往“抽底掏空”的挤提——除非某些不以黄金、外汇储备挂钩的国家中央银行，可以任意开动印钞机。

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总额，不可能相等于存款总额。

否则，银行吸纳存款，拿什么支持存户的利息？

何少恒向一些关系甚密的富商和银行家告急，恳求援助，不见一人伸出援助之手。

穷途末路之际，何少恒又向洋行求援，结果汇丰银行答应帮助，“无限量”资助恒生渡过挤提潮。

当然汇丰银行的帮助是有条件的，获得恒生51的股权。

恒生银行痛失控股权，但也免于破产，逃出厄运。

据香江作家何文翔披露，在事情发生数年后，香江银行界有人传言，说恒生出售51的股权给汇丰，实行上是利国伟的主张。

董事中就他一个懂英语，是他与汇丰大班桑达士讲价钱的，而何少恒的原意是出售35的股权。

利国伟很坦然地回答道：“这并非我的主张，这样重要的事，是由董事局作出决定的，但我确是恒生派去跟桑达士谈判的唯一一个人。还记得当时汇丰银行派员研究我们的帐目，短短10多个小时，连磋商的时间在内，便完成了银行史上的巨大交易。”

恒生银行易帜，被当时媒介引为“不祥消息”。是福是祸，当然得以历史来验证。

2月8日，汇丰银行发表公告：任何银行如感到存户提款压力，它的财务状况值得给予资助解决，就准备与对方讨论如何协助的问题。

2月9日，港府鉴于挤提风潮汹涌，宣布每一帐户每日最高现金提取额为一百港元，并紧急从英国空运英镑，按一英镑兑十六港元的比率在市面流通，以此缓解钞票不足的矛盾。

2月10日，港督戴麟之发表讲话，声明港府财源雄厚，只是暂缺纸币，

但这一情况马上可得缓解，“现在各主要银行联合起来，共同应付，同时港府将作银行后盾。所以本人谨吁各位市民与银行合作，深赖各位协助以克服目前不必要的困难。”

这样子挤提风潮才慢慢平息下来。

这次银行危机，比4年前廖创兴挤提要严重得多。

持续时间长，长达1年有余。波及范围大，两家银行倒闭，恒生银行被兼并，几乎所有的中小银行都焦头烂额，或濒临破产，或元气大伤。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是这场危机中的大赢家，地位岿然不动，还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在港府的协调下，资助并拯救了不少濒临破产的银行。

汇丰银行派了4名董事参加恒生董事局，董事长仍是何少恒，汇丰银行的董事除参加董事会议提一些建议和参与决策外，并没有干预恒生银行的人事，行政及经营管理。恒生银行仍是恒生银行。

这表明，汇丰银行对恒生银行原有的经营机制是满意的，恒生银行蒙此劫难，并非经营上出现什么大的疵漏，而是受挤提风潮之累；这还表明，汇丰银行是善意收购，不像有的收购者，一旦得手，便将猎物拆骨肢解，至少要弄得面目全非。

自然，汇丰银行的收购，难免落下趁人之危之嫌，故在同业公会中，有的会员行指责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解释道：“汇丰银行是一家商业银行。打个比方，如果汇丰银行陷于深重危机，华资银行会不会联手起来，无条件、无限量资助汇丰呢？”

这样的事不曾发生，故没有答案。

且说恒生银行加盟汇丰集团，有了强大的靠山，信誉马上恢复。

挤提前，恒生的存款总额为七亿两千万港元，挤提造成存款大量流失。

归汇丰旗下后，挤提嘎然而止，存户转而去存钱，到这年6月，存款总额翻番，高达十五亿港元！

1972年5月29日，恒生银行成为上市公司，共发行股数一千万股，实收股本1亿港元。其中一百万股面额十港元的股票，以一百港元的价格公开发售。

结果，在该年内最低成交价为一百三十五港元，最高成交价为一百九十五港元。

到1973年股价飚升到二百九十港元，几乎是面值的三十倍！

汇丰银行大批收购恒生银行股票，到1978年底，汇丰银行占有恒生银行的股权由原来的51升到61。

汇丰银行对恒生银行的控制权加大了，同时，也意味着恒生的资金后盾更强大、更稳固。

1978年底，恒生分行增到三十五间，员工达三千七百人，存款总额一百二十八亿港元，年盈利两亿零八百万港元。

其实力，远远超过各华资银行。

恒生银行不加盟汇丰银行，就不可能获得如此飞跃的发展。

当初，恒生银行易帜，成为华资业界的大悲剧。

谁料，频频发生的银行危机，又使众多华资银行重蹈恒生覆辙，纷纷被外资大银行兼并或参股，“为仔做孙”，其结局远远不如梅开二度的恒生银行。

剩下寥寥几家独立的华资银行，均未成大气候，如履薄冰，谨慎保身。

香江言论自由，自然有人谴责港府，说在历次危机中，港府反应迟钝，甚至有意拖延，为外资大银行吞并本地银行大开方便之门。

自然又有人不苟同这种观点，说港府是行政机构，不是众银行的控股公司，为何每次银行危机，遭劫难的基本是华资银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乃商界法则。

这便是一部很出名的著作《阅世浅谈》。

有一位作家，对这本书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价：

“从他的《阅世浅谈》，我们可看出：在待人处事方面，他基本上遵循儒家的传统，他在书中引了不少礼记、论语、孟子、曾子，劝青年人自省、立志、勤劳、戒贪念、和善待人、仁义道德。但在经营上，其观念却是西方现代的，例如他强调心理学、公共关系、现代管理方法。”

这本书成为香江银行界人士训练职员的基本教材之一。

恒生银行不仅仅是一间盈利机构，它还热心社会服务。

恒生的“教育辅导”部门不收费、不牟利，专责进行香江学生到海外留学的辅导工作，并帮办理入学申请和留港手续。“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立足恒生，面向社会，迄今，已有五万人次接受培训。

恒生银行的“资料研究”部门更是遐迩闻名，研究人员专门收集香江及世界经济资料，写成研究报告，免费向全社会提供，如《恒生指数》、《国际金融与市场行情》等深受香江人士重视及欢迎，影响远播世界。

1978年，何少恒获授予的CBE勋衔。

1983年，何少恒卸去董事长一职，由利国伟接替。

何少恒家族的财产，主要以银行、地产、贸易三部分组成。

家族持有六百四十六万股恒生银行、294万股永隆银行股票；拥有多处物业股权及独立花园洋房；与何天等人合营的恒昌贸易行出售套现七十五亿港元，何善衡家族持35恒昌股份。家族财产额估计为一百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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