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牧师听说程勇为销售印度仿制药请他帮忙时，急忙说：“我是基督徒，违法的事情是不能做的”。

程勇回到：“人命关天啊，为了救人命即使违法有什么错？我再给教会里的病人打八折。”

杨新明有些犹豫。

程勇继续补充道：“上帝不是说了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自己也是病人，你知道正版药什么价钱，你光让他们信上帝，他们能有药吃吗？人民关天啊，为了救人命而违法有什么错？”

“上帝不是说了嘛，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因为刘牧师的加入，程勇获得了印度格列宁的代理；也因为刘牧师大胆揭露假药贩子张长林，程勇才会“醒悟”解散贩药的小集团；正因为程勇的退出，才会有吕受益身死、程勇回归的剧情高潮。

刘牧师是一个善良的小人物，他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在认识程勇之前，他也尽力的给白血病人以精神的救赎，如果没有患上白血病，刘牧师会是一个固守自己精神信仰的固执老头，但是因为慢粒白血病，再加上看惯了太多白血病人的生死，他的人生轨迹才会发生改变。

“努力”其实不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利，年逾花甲的杨新明，为了演好《我不是药神》中刘牧师这个角色，没有一点英文基础的他真是苦练英文！

……

老爷子的戏份结束，呃，也不能说结束，到目前为止国内的戏份前半拉已经拍完，按照之前定的时间，剧组会在五月前往阿三国，一个星期时间拍完印度的剧情！

其实就是集体出去玩。

印度的戏份主要就集中在徐争一个人身上，剧组所有人一起去，摆明了就是公费旅游…

话说印度真是个神奇的国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一种新药的上市要耗费多少金钱和人力，要经过多少次失败和反复实验，以及临床上的试药阶段。

这种成本是极其巨大的，一般的公司根本承担不起。世界几大知名药企像美国辉瑞、瑞士诺华、德国拜尔等大公司研发一种特效药的投入成本要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这种投入在新药上市后会分摊到药品价格里去，所以新的特效药往往十分昂贵，因为它里面包含了研发费用。

但是，印度仿制药却是直接绕过研发阶段，在原研药新药上市3个月内就能制成仿制品。

这种仿制药可能效果只有原药的80%左右，但是价格却只有原药的1/10。

比如，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特效药是瑞士诺华公司研发的“格列卫”，大约23000元一盒，而它的仿制药VEENAT只要200多元，由印度药企Natco公司生产，两者的有效成分都是伊马替尼，但价格悬殊巨大。

除了格列卫，其他特效药如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治疗肺癌的易瑞沙、治疗肾细胞癌和肝癌的多吉美，印度都有它们的仿制药。

其实，很多国家都可以生产仿制药，但一般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原研药专利保护期过后才可以生产。

但是，印度政府甚至连20年专利保护期都懒得等。

他们实施了特殊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换句话说，当穷人买不起高价的专利药时，无论专利保护期是否结束，印度都允许该药品直接被仿制。

据说印度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打破欧美制药垄断，为穷人做救命药，但这其实是一种无视药品知识产权的行为，背后奉行的是“我穷所以我有理，你有钱所以你该让我仿制”的强盗逻辑。

专利权保护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一个准则，也是约定俗成大家一起遵守的一个法律。

别的国家当然可以仿制药品，但没有印度这么理直气壮地不遵守规则。

但是，它的不守规则直接受益的却是买不起高价药的普通民众。

这就让仿制药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在道德上它当然是无可挑剔，但在法律上它却是不合法的。

这也是周易围饰演的曹警官为难的地方…

于公，曹斌是一名警察，一位执法者，他要维护社会的秩序；于私，曹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面对那些没有“假药”就等于要了命的病患，他的内心饱受两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