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政王大臣会议，多尔衮震慑满洲不服，随后在范文程的劝说下，有鉴局势恶劣发布文告：“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

这封文告中，多尔衮表示大清只是暂领北直、山陕，京畿，“不忘明室”的汉族官绅可以去南方辅立贤藩，共保江左，从而南北两方合力救中国。字眼中，更是给南方明朝政权以希望，他们若是有能，将来未必不能还都北京。

当真是极具诱惑，也充分显示了多尔衮的胸怀和眼光。

范文程认为只要大清对明室释放足够善意，就能让南方的明朝政权继续将流贼当成主要敌人，这样接下来南北合作共剿灭流贼的意图就能实现。

多尔衮为睿王，自是睿智。

他知道大清眼下虽兵强马壮，实力远超顺、明，及那山东淮贼，可由于他的过度自信导致用兵失策，造成外强中干，局部地区反而不如贼兵，给了从前不重视的对手可趁之机，竟然兵锋直指京师，使他这摄政权的权威受到打击，也让他在京中颇为被动。

这次议政王大臣会议就是个警钟。

如果事态继续恶化下去，难保满洲内部反对他的势力和呼声不会再次疯涨。阿济格和多铎都率军在外，万一京中逼宫，他根本没有能力反制。

军事层面上，山东先后阵亡近四千真满洲将士，这对拥兵二十余万的大清而言损失不大，但对只有七八万满洲将士的八旗而言，却又是沉重的打击。

真满洲人口太过稀少，阵亡兵员很难补充。如果真满洲损失太大，就会出现汉军、蒙军数量压制满洲的局面，那样大清就是本末倒置了。

而中国虽分裂为顺政权、南都政权，大西政权，但地域辽阔，实力相当可观。顺军于河南发起的反攻，淮贼于山东的两次围歼之战，都说明中国不是没有可战之兵。

双方的战事一旦打成僵持，大清失去刚入关的席卷之势，怕是济尔哈朗所言的出关就会得到更多国人的支持。

因此，若能同南方的明朝政权联手，南北夹击，可以极大减轻清廷用兵压力，哪怕南方明军再弱，也能牵制大批贼军，如此自是能让多尔衮这边腾出手来集中用兵，从而不再犯从前的错误。

宁完我建议可由摄政王给南明的首辅史可法写一封信，多尔衮欣然同意。

信中写道：“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予向在沈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

这封信，多尔衮避口不谈清军对中国北方的占领，只说李自成对明朝的伤害，将崇祯之死大说特说，似弘光政权若不为君父报仇，就不配为人。

大义凛然，有理有据，让人难以反驳。

信写好后，派何人送信却是棘手。

范文程推荐史可法的弟弟史可程送这封信。

史可程是崇祯十六年的进士，李自成破北京后降顺列班，清兵入京后其被羁留。

多尔衮觉得这个人选很好，于是亲自设宴款待史可程，席间对史可法于南都忠君之举极为褒奖，说什么南都贤藩继位扶保明室，他这大清摄政王是喜悦万分，他日若能两家合报崇祯皇帝之仇，则中国当再现盛世，听得史可程十分感动，丝毫不疑。

史可程是二月初七从北京启程南下，因山东被淮军占据，史可程只能在清军护送下前往河南，再由已同清军接触的南明河南总兵许定国接引送至南都。

对于多尔衮力主同南方明朝接触商谈联合的举动，北京城中反响不一。

小皇帝福临问他的额娘叔王为何要同中国人和谈，难道是不想让他当中国的皇帝么。

“你父皇在世时也同中国的崇祯皇帝和谈过，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后还不是我大清占了上风。”

布木布泰对摄政王的决定很支持，认为既然局面出现反复，那当然就要重新应对。

哄儿子睡下后，布木布泰却是服下了一包药粉，是苏麻喇姑特意从京中汉人药铺弄来的柿子粉，说这东西和关外用的奢香药膏一样都能防止女人大肚子，不过相比奢香药膏要塞进去，这柿子粉只需水服就可，方便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