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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所谓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时引发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场大论战，也不是事实，而是后来之人地炒作。

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确是有争论的。

他文章发表后，第一个回应的是蓝公武，第二个回应的是李大钊。

蓝公武批评胡适“有几分武断”且“因噎废食”，力挺“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

1919年7月24日，《国民公报》开始发表蓝公武《问题与主义》一文，至7月31日刊载完毕。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摘要发表了这篇文章。

蓝公武当时是梁启超研究系(宪法研究会)的重要成员，1917年7月接任《国民公报》社长，在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张的同时，宣传新思潮。

蓝公武文章从问题的性质、主义学说的性质、方法等方面，比较系统地批评了胡适的观点。谈到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的方法，蓝公武认为，“凡是构成一个问题，必定是社会生活上遇着了一种困难”，问题的性质很复杂，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不能一样。要解决问题，“全靠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人自动的起来解决”，所以，必须宣传这个问题的意义和理论根据，引起人们反思而成为“问题”，才能接受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法。

关于主义的性质，蓝公武认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趋向或是态度”，并作了恰如其分的比喻，“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他还说：“理想乃主义最重要部分”。怎样认识方法和主义之间的关系？蓝公武认为，主义与方法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实行主义可以有种种方法，有的方法甚至可能互相冲突。

对胡适所讲的“主义危险”，蓝公武批评这一观点“实是因果倒置”，因为“主义的自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所谓危险，都在贯彻主义的实行方法”，主义是否危险“全看选择的精确不精确。择术不精，才有危险”。那些所谓“主义危险”的论调，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横竖我们是他们的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了去他们才痛快”。他觉得最遗憾的事情，却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所以不能“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

蓝公武认为，问题与主义“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他把问题、主义、方法三者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主义是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中心问题就是“解决方法的标准”，把它抽象出来推而广之，就成了“主义”，并且主义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不同，特别“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

就胡适“空谈外来主义无用”“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等观点，蓝公武则认为，一方面，鼓吹主义绝不是读一二本小册子随便乱谈、滥竽充数的，无耻政客骗不了人；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文化交通时代，排斥一切外来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做法，简单地“概括的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武断”，如果过于注重“实际的问题”，而抹煞了“主义学理”的效果，“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所以，蓝公武得出结论说：我们要解决种种问题就要研究种种主义，所以，“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切实的第一步”。

对蓝公武的回应文章，胡适是仔细研读了的，也引起了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本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评论》行文，但被李大钊的一封来信打断了。